不是危言耸听，百度确实快完蛋了。
几个月前谷歌滚蛋时，就有人预言：谷歌一走，百度树大招风，将成为下一个活靶子。那话当时没几个人信，百度的股值直冲云霄。但事隔仅三个月，牛气冲天的百度就开始撞墙。
本星期，由官方投资兴建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正式出笼。这个举措，令百度不寒而栗。连傻瓜都懂，在我国你跟政府较劲，你找死。这一次百度行将ＰＫ的，将不是另一个强大的商业对手，也不是什么新的技术革命，就是这个压倒一切、令人胆寒的政府！
百度到底招谁惹谁了？
百度谁也没招，谁也没惹。百度自打开业那天起就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对政府言听计从。上面叫屏蔽哪个字就屏蔽哪个字，上面叫谁死谁就从百度的搜索结果彻底消失。如果说谷歌是不知好歹的外来客，百度就是百依百顺的小媳妇。谷歌滚蛋了，小媳妇的日子本应该更好过了，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百度千好万好，只有一点不好，这就是出身不好。
在我国，出身问题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出身好了，你一生的大事差不多都解决好了。你没看这二十多年来富的都是些什么人？你没看那军队里军长以上的官都是什么出身？你没看那谁谁家的孩子虽然本事不大，但想经商立马成商界巨贾，想从政当即就变政坛巨星？你没看那位工农兵学员大哥都快成ＸＸＸ了？“自己的孩子”，人家放心，晚上睡觉也安心。
百度一生下来就是个西人的野孩子。
百度的那个搜索引擎，全是按照西人的普世价值设计出来的，没有一点我们中国的特色，更没有照顾我们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技术上来说，百度的数据库是依靠一个叫“网络蜘蛛（ｃｒａｗｌｅｒｓ）”的软件，先通过网络上的各种链接自动获取大量网页信息内容，并按一定的规则分析整理（ｉｎｄｅｘ）形成的。当有人搜索信息时，先从自己ｉｎｄｅｘ好的信息中找好答案，然后送出去。这和谷歌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绝大多数搜索引擎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个做法错在哪里呢？错在平等对待一切搜索目标，没有轻重缓急，没有主次之分，更没有政治头脑。比如说，对待政府的喉舌网站，并不会放在比搜狐、网易、天涯那样的平民网站更重要的位置，优先获取其信息。有的网站明明包含不河蟹的信息，百度也不将其排除在搜索范围之外。这就人为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因素。虽然终点用户的搜索结果在送给客户前已经按照官方的要求进行过滤，但原始信息毕竟已经存储在数据库了，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失误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信息泄露，影响安定团结。
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我国的绝大多数大型群体事件都是那些民间网站先起哄的。各省市，各地区的政府网站基本上自觉抵制那些不河蟹的信息。但百度却不分主次，仍然把那些不良信息给搜到了并ｉｎｄｅｘ好了，在有关部门发出屏蔽令之前还是让那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信息流落了出去。这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百度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搜索结果的显示上不能很好地猜度有关部门的心意。例如，今年六月份的第四天，我国某个前领导人的名字突然从百度消失了。这件事处理得很不好，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猜疑。为什么呢？因为百度没有那个自动把所有政府不喜欢的信息从数据库中剔除出去的功能。这样一来，对于那位领导同志的信息，要么全部显示，要么全不显示。全部显示，那他最近做的一件事也就要显示出来，那很不利于我们的形象。全不显示，老百姓就传说他被河蟹了，更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百度是个貌似老实但却暗里使坏的小媳妇，坏媳妇，早晚要休掉她。
百度其他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百度虽标榜自己是中国的搜索引擎，但搜索结果却有很多来自外国的东西。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并不需要外国的东西。另外，百度的老板也在外国镀过金，这让人很不放心。
最最重要的是：你百度属于哪个部哪个委吗？你百度是国企吗？你百度里面有建立支部吗？我们可以任命或撤换你的领导吗？我国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如铁路、通讯、石油、广播都是国家机构，就连网络干线也是国家拥有和集中控制的，唯独这个搜索引擎不是自家的孩子，当初就犯了个大错误啊！
针对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完全反映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ｗｗｗ．ｇｏｓｏ．ｃｎ），简称狗搜。这也是世界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由政府建立的搜索引擎。这个崭新的搜索引擎，集中了我们的最新的智慧和技术，采用了当代最成熟的过滤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处理不良信息的大问题。它有以下四大好处：
第一，它是自己的孩子，领导绝对放心。
第二，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良信息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所有搜索引擎的最大问题是不分区别地搜索和ｉｎｄｅｘ网络上的一切信息。目前如果要堵住某些信息，只有在显示前加以过滤。这样做常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结果。而狗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开始干脆就不去搜索和ｉｎｄｅｘ那些不良信息，源头就这么给堵住了。这个搜索引擎的奥妙是：只去搜索和ｉｎｄｅｘ中国官方拥有的和认可的网站，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良信息的问题。
第三，它充满中国特色。对于搜索结果，可以完全按照上级意志，有重点，有先后地显示出来。例如，人民网的东西会自动优先显示，乌有之乡那个网站上的东西，干脆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第四，它最令人放心的是：完全没有来自国外的任何信息。即便你放入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的关键词进去，搜索结果也仅仅是国内网站上（或中国政府拥有的海外网站）的信息。这太好了！我们再也不必受洋人的气了。
举个例子：今年六月第四天被百度河蟹的那个人，在狗搜就完全可以搜索出来。但是也不必担心他最近做的那件事情给搜出来。这才叫真正的河蟹！这并不是因为狗搜会屏蔽，而是因为狗搜就不去搜寻和ｉｎｄｅｘ含有那件事的信息的那一类网站。数据库里本来就没有存进去的东西，上哪去显示出来？用得着屏蔽吗？这一点，百度做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搜索引擎都做不到。
所以我说百度快完蛋了。要不了多久，政府各大网站的搜索引擎都要换成狗搜。然后智能手机的搜索也要换狗搜。什么新浪、优酷、凯迪也要跟进。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被狗搜咬屁股。
百度的问题并不在于表现，而是在于出身。任何一个采用了西方搜索引擎的原理建立的搜索网站，都具有那种先天不足的毛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脱胎换骨，解决出身不好的问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搜索引擎。最简单的办法，百度可以合并到ＸＸ部下面的某机构，或者干脆与狗搜合并，员工都成公务员，然后把支部建到各部门。这是比较现实的出路。当然，那样做股民可能会吵翻天。另外一个ｏｐｔｉｏｎ就是豁出去，像去年千万网民斗驴霸那样，拼个鱼死网破。百度没有谷歌那样傲气的资本，但却有亿万网民撑腰。反正都是一死，轰轰烈烈地死，总比窝窝囊囊地死来得痛快。
谷哥走了，狗搜来了，百度快完蛋了。下一个是谁？
河蟹盛世啊！
Friday, June 25, 2010
十八大：不流血的政变还是乱世前奏？
很有意思，看起来十八大不同以往，是比较有悬念的一届。政治气氛变浓，争夺从酝酿阶段渐渐进入白热化，到时候中国也许会来个‘不流血的政变’也未可知。有趣的是，现在争位的都在造舆论贴近‘民主’。习近平最近说自己是香港政改成功的推手，从胡总处抢功。如果他不是对接班胸有成竹，应该就是愚蠢的表现。而胡总这8年来碌碌无为，真看不透他韬晦的底线是什么，能力的上限又是什么，会不会真的让这个比他趾高气扬的接班人顺利接班。习近平这么做虽然愚蠢，但相比团派的悄然无声还是好看一些。团派到现在看不到任何动静。李克强到哪里都是一副机器人的表情。这也不能怪他，我党的制度青睐的是太子党，像他这种根基不深的，做到这种位置，动辄得咎的几率太大了。以李克强目前的资历，让他当一把手显然时机不大成熟，这个胡总大概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团派在十八大继续掌权，是不是我党的一个进步？客观地说，虽然不是大的进步，应该还算是进步。‘团派’相对于‘太子党’，出身不够显赫，根基不够稳固，如果能执政，肯定要更多依靠来自底层百姓的支持。虽然自上而下的制度如此，但如果每次都能换上来‘新鲜血液’，这个政权总归不至于偏离人性太远。但目前的情况是，团派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乐观。这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就是问题的根源。一样的事情，比如重庆打黑，如果团派去干，肯定鸡飞蛋打，费力不讨好，而太子党去干，就能顺风顺水大捞政治资本。前面那篇文章说胡总要为自己和团派在剩下的两年半内争夺政治空间，可能的选项有，操纵政治局常委人选，替换接班人习近平，自己再干5年，或是平反六四。平反六四这一点，我看是高估了胡总的危机意识。如果他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下台后造成的威胁不够让他背叛这个体制，他就不会带头哗变。而且他也是一个信仰暴力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出来他信仰别的，平反六四等于否定他的毕生信仰。胡总应该是很实际的人，年岁也比较轻，似乎不大考虑身后的历史评价，更在意现实利益。我党的领导人中，这种‘实事求是’型的有的是。如果说他再做5年，还是这个德性，那倒错过‘光荣退场’的大好时机了，几年以后中国不一定乱成什么样子，反正肯定不如现在。前台的事，不如及早放手，烂摊子留给太子党去收拾。如果太子党搞不定，那时候团派再出山，力挽狂澜，那才是真正可观的政治资本。现在为一个烂摊子打得头破血流有什么意思？不过天下大乱这种事，谁说了也不算。太子党搞不定的，团派出马大概更搞不定。真到社会乱成一团，领导人就算主动掀六四这张底牌，也没法给自己加分，只能加速倒台。
为了带给屁民们虚幻的希望，连太子党都自封‘民主推手’了，那团派能做的，是不是就只有‘同情六四’了？是同情不是平反。真要平反，不管是团派还是太子党，都没得江山坐了。在美国，拿六四绿卡又骂六四的，被称为吃人血馒头，而对于六四的支持者、参与者和死难者来说，被刽子手的继承人廉价地同情，用来做垫脚石上位，继续集权和腐败统治，那就连‘被吃人血馒头’都不如。所以要彻底放弃幻想。不是民选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平反六四。真正实现了民选政府，那六四也不用特意去平反，只消去凭吊。
如果团派在十八大继续掌权，是不是我党的一个进步？客观地说，虽然不是大的进步，应该还算是进步。‘团派’相对于‘太子党’，出身不够显赫，根基不够稳固，如果能执政，肯定要更多依靠来自底层百姓的支持。虽然自上而下的制度如此，但如果每次都能换上来‘新鲜血液’，这个政权总归不至于偏离人性太远。但目前的情况是，团派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乐观。这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就是问题的根源。一样的事情，比如重庆打黑，如果团派去干，肯定鸡飞蛋打，费力不讨好，而太子党去干，就能顺风顺水大捞政治资本。前面那篇文章说胡总要为自己和团派在剩下的两年半内争夺政治空间，可能的选项有，操纵政治局常委人选，替换接班人习近平，自己再干5年，或是平反六四。平反六四这一点，我看是高估了胡总的危机意识。如果他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下台后造成的威胁不够让他背叛这个体制，他就不会带头哗变。而且他也是一个信仰暴力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出来他信仰别的，平反六四等于否定他的毕生信仰。胡总应该是很实际的人，年岁也比较轻，似乎不大考虑身后的历史评价，更在意现实利益。我党的领导人中，这种‘实事求是’型的有的是。如果说他再做5年，还是这个德性，那倒错过‘光荣退场’的大好时机了，几年以后中国不一定乱成什么样子，反正肯定不如现在。前台的事，不如及早放手，烂摊子留给太子党去收拾。如果太子党搞不定，那时候团派再出山，力挽狂澜，那才是真正可观的政治资本。现在为一个烂摊子打得头破血流有什么意思？不过天下大乱这种事，谁说了也不算。太子党搞不定的，团派出马大概更搞不定。真到社会乱成一团，领导人就算主动掀六四这张底牌，也没法给自己加分，只能加速倒台。
为了带给屁民们虚幻的希望，连太子党都自封‘民主推手’了，那团派能做的，是不是就只有‘同情六四’了？是同情不是平反。真要平反，不管是团派还是太子党，都没得江山坐了。在美国，拿六四绿卡又骂六四的，被称为吃人血馒头，而对于六四的支持者、参与者和死难者来说，被刽子手的继承人廉价地同情，用来做垫脚石上位，继续集权和腐败统治，那就连‘被吃人血馒头’都不如。所以要彻底放弃幻想。不是民选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平反六四。真正实现了民选政府，那六四也不用特意去平反，只消去凭吊。
转载：未来两年半中南海政局大概
转自香港《动向》 http://www.chengmingmag.com/
by 王功谠
瞎糊弄，官方用语叫“不折腾”
舆论一般认为胡锦涛是个没有什么作为的平庸政客，甚至还远远不如江泽民那两下子——毕竟，在“六四”之后那么困难的局面下，人家江泽民不仅稳住了共产党的政权，而且还带领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江泽民的形象不怎么样，尽管他比胡锦涛风雅（或者说是喜欢卖弄风雅）；江泽民的政绩更是极有争议，因为他把中国推入了贫富分化这个深渊——还不说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按道理，有这么一个极具争议的前任，面对他留下的既有经济力量增强、又有突出社会弊病的政治遗产，下任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是比较容易的，要有所作为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胡锦涛接任伊始，他就占了这个便宜。受够了江泽民十几年那小丑般的表演，看到一张人皮面具就觉得满纯朴、满可爱的；完全虚空的“新政”两个字，就能让中国人说服自己对着这张人皮面具山呼外岁。结果呢，胡锦涛登基如今已经整整七年半过去了，还有几个具备常识的人仍然对他抱有希望？应该是爱得越深失望越大的缘故吧，舆论现在反过头来都说他无能，纷纷预言他这剩下的两年半任期注定是得过且过的瞎糊弄——官方用语叫“不折腾”。
不过，这种说法只是看准了一半。如何治国，胡锦涛肯定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如何固权，胡锦涛其实正准备在今后的这两年半里大展拳脚。记得十多年前，吴国光教授在香港撰文评说江泽民，曾经把政治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会搞权也懂治国，那是一流的政治家，比如邓小平；二类是会治国不善固权，胡耀邦、赵紫阳都属于这种类型；三类是揽权在行而治国不行，那就是江泽民这样的了。这个说法传到北京，一时大家争相转述，听说也很惹得江泽民发了脾气。我们现在套这个说法来看胡锦涛，恐怕要说胡也是三类政治家的优秀人才：国家事，随他娘，老子最感兴趣也最擅长的就是搞权！
胡锦涛总感权力不够
说胡锦涛擅长搞权，不少人可能不同意，不过这只需要一个论据就可以说服他们：胡在“储君”位子上整整十年，耐得寒窑，受得委屈，装得起孙子卖得了傻，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的登上权位？胡耀邦、赵紫阳当年的位子比他等待接班时候的处境显赫多了，但是，却没有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而胡锦涛比胡耀邦、赵紫阳都强——强就强权力游戏上：胡耀邦、赵紫阳是权力游戏的输家，而胡锦涛是赢家。说胡锦涛最感兴趣的就是权力，这话也会有不少人不同意，这也只需要一个论据就可以说服他们：如果他不是对权力有超级兴趣，怎么可能装孙子装上十年来等待达到最高权力的那一天？你说他是为了拿到权力好做事情？人家胡耀邦、赵紫阳不是真正的第一把手的时候，并没有在那里等待当了实权第一把手再来做事，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事，很多为人民、为国家的好事，甚至为了做这些事而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权位。对比之下，胡锦涛的不同就很明显了。再说，胡锦涛当第一把手已经七年半了，他为国为民做了什么像样的事情？
胡锦涛不做正经事的一个理由，说是因为江泽民在那里垂帘听政。其实这个借口不能成立：邓小平垂帘听政比江泽民厉害，在那个形势下胡耀邦、赵紫阳照样为国为民做事。当然，胡耀邦、赵紫阳因此下了台，胡锦涛不想走这条路子——这不正是咱们这里所说的嘛：胡锦涛第一在乎的是他的权位。天下的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奇怪：越是在乎权力的人，就越发地、总是地感觉自己的权力不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年代还发牢骚说他自己的权力不超过北京周围几十里呢。那些要等权力够了才能做事情的人，一辈子捞权都忙不完的，到死也不会感觉到权力足够做事的了。胡锦涛的政治生命眼看就要走到了尽头，他的逻辑也是一样的：越到后来，越要拼命地抓权，最好留下一个胡氏王朝的政治基业，下台之后也能把权抓在手里。这可以说是前面所说的第三类政治家的共性，江泽民、胡锦涛一丘之貉。
螟蛉子江泽民对遗腹子胡锦涛
一丘之貉之间，争得就是权力。胡锦涛在任七年半来，最大的苦恼就是老觉得自己的权力不够，甚至权位不稳。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不够也是真的，因为他的前任江泽民给他留下的权力遗产就是江家帮、上海帮、太子党充斥中央领导层。至于说权位不稳，那却有点儿自己吓唬自己，老江根本就没有胆子敢把小胡搞下来。这个力量，按说老江是有的。十六届十一个政治局常委，江的嫡系占了八个；十七届也有至少六个，都是绝对多数。还不要说老江在军队中多年苦心经营下的人马。可是，老江不是老邓，就在这里。老江没有这个恶胆，十六大上只能眼睁睁地让位给胡锦涛，不敢把他踢下去；小胡接位之后，再把他拉下来，那就更是大逆不道了，老江恐怕连想也没敢想过。这两个方面，权位甚稳和权力不够，其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老江因为没有胆量把小胡搞下去，于是千方百计用自己的人马来钳制小胡。到了十七大，还替他选一个接班人，终于过过当“邓小平第二“的瘾头。按照这个路子走来，在这样走下去，可以说，自从邓小平变成植物人躺在三零一医院等死的那天起，中国就进入江氏王朝了。胡锦涛不过是临时给人家看家十年，有点像新加坡的吴作栋，从李光耀手里接过位子，然后传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而这个过程中李光耀一直都还是内阁资政，垂不垂帘听不听政都无所谓的，反正你不能走了我的样儿。
吴作栋对李光耀只有感激的份儿，因为他是李光耀拉拔起来的；胡锦涛人家那可是邓小平选的接班人，就此而言他比江泽民还牛，因为江泽民是“六四”那个时候李先念推荐的人选，老邓因为自己选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都不成而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人选。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江泽民是邓小平的过继儿子，就像他在家族中是江上清的过继儿子一样；而胡锦涛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亲生儿子，就像邓朴方在血缘上是邓小平的亲生儿子一样。都是邓小平的传人，不过一个是螟蛉子（江泽民），一个是遗腹子（胡锦涛）。正宗看不起过继的，尽管过继的排行老大。老江没有贼胆搞掉小胡，原因盖在于此也；而小胡不满自己仅仅为江氏王朝当个十年总管家，还要利用本届任期的剩下两年半，决心打造自己的胡氏王朝，其原因亦盖在于此也。
欲组胡氏班底？难也哉！
怎么打造胡氏王朝呢？简单说来，胡锦涛有上中下三个目标。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求稳当的人，因此有下策；但又不甘总是小心翼翼给人家当童养媳，于是还有中策；下中两策其实又都不易达成，那么小胡也许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追求最高目标了。应该记住的是，所有这些，目的都是权利、位置，无关治国路线。但是，为了争夺权位，治国路线是可以拿来当牌出的。当王牌出尽的时候，那就顾不得三思了。
今后两年半，胡锦涛心心念念，首先是要实现他的最低目标，那就是在十八大上组成一个胡氏人马占据多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这个层面，已经问题不是很大，胡锦涛这几年已经布好了人马，抢占了不少滩头阵地，特别是早先在共青团中央共事的团派大员，包括张宝顺、刘奇葆等等，已经一个个虎视眈眈，要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了。可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却很让人犯愁。按年龄算，如果维持“七上八下”的原则，也就是六十八岁者退休、六十七岁者留任的话，则预定二0一二年秋天的十八大，就将以一九四四年出生划线。本届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员（包括九个常委），十三位划到此线之上，笃定卸任；十一位划到此线之下，应该留任。还有一位不上不下，出生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按年头算够了六十八岁，但按月份算则还不够六十八岁。本来嘛，有人拉拔，运气好，就可能留任，而留任则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此人叫做王乐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本来治理新疆有功，作为胡总的团派亲信是有很大可能在十八大上升任常委主管刀把子政法事务的。可惜他运气不好，去年七月新疆出事了。这样一来，王乐泉十八大肯定是不可能留任政治局了。这样一来，就看那十一位一九四五年及此后出生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们，谁比较有可能当下届常委了。
习近平、李克强已经进入常委，当然会连任，余下还有九人。这九个人当中，有三个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属于资深人士，应该具有进入常委的优先优势。他们是：刘云山、张德江、俞正声。刘是团派人马，张是江泽民亲信，俞是正经太子党。接下来，有两个现任政治局委员目前具备位置上的优势，十八大争常委的实力雄厚。一个是李源潮，团派，进入常委主管书记处的可能极高；另一个是王岐山，太子党，据说有争下任总理的雄心，至少当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巡此进入政治局常委是轻而易举的。以上七个人，只有李克强、刘云山、李源潮三个是胡锦涛人马。三对四，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决不符合胡锦涛的心意。
还有四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他们正在激烈地竞争十八大的常委位置。这四个人按年龄排序是：刘延东、张高丽、薄熙来、汪洋。按派系背景看，这四个人则是一个半胡锦涛人马对两个半江泽民人马：汪洋是胡锦涛的安徽老乡兼团派亲信；张、薄分属广东帮和太子党，都是江泽民系统的人马；刘延东当然是团派，但她的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养父江上清的亲密战友，所以她是江胡左右逢源。除了汪洋，其他三个人到十九大就都退休了，故十八大是他们进入常委的最后机会。然而，就算汪洋、刘延东两个一起进入下届九人常委会，胡锦涛也不过掌握四票半，刚刚与江泽民人马平分秋色。
于是京城传言令计划十八大要进常委。胡总当然很想这样做，可是，挤掉谁呢？说实话，想挤掉谁都难。除非胡锦涛有本领进一步降低政治局委员的退休年龄，比如说以六十六岁划线，那就可以把俞正声、张德江、张高丽等三员非胡派大员挤掉，外搭一个刘延东。上述人等剩下七个，全当常委，“胡江比”将是四比三。最近总有人说下届常委可能改成七名，大约和这个有关系吧？问题是，改划年龄线，这个难度并不低。眼看着自己的人马被这样整掉，江泽民、曾庆红难道就能同意？干了一辈子刚要有了“攀上顶峰“（温家宝语）的机会的俞、张、张们，难道就会束手就擒？
储君既定，你敢换他？
其实，就算胡锦涛最后能够绞尽脑汁地实现他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两届政治局常委掌握多数人马的目标，那也不过是把当年江泽民的把戏重演一遍。江泽民当年那么干，其实有他的苦衷。你想想，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在第一号领导人的位子上坐了十好几年的这么一位，临到退位，接班的总书记和总理居然没有一个是他的门生或亲信，这叫什么说道？我并不是同情江泽民，可是这个制度有这个制度的逻辑：不是你的亲信，但却接你的班，下一步往往就是清算前任以树立威望和打造政绩。以毛泽东那样的一世枭雄，因为选了个接班人无德无能，还不是落得身后家破妻离、人亡政息的局面？说华国锋无德，那是因为它接毛的班但却抓了毛的老婆；说他无能，那就是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篡党夺权了。江泽民在十六大那个时候退休的当口，心里还不明白这个？何况，江泽民的屁股上，屎还少吗？这接班的人要拿他开刀祭权，他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只好绞尽脑汁地把十六大和十七大的两届政治局常委都安排是自己的亲信占据多数，那也可以说是不得已也。
搞成这个局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江泽民当年不敢把胡锦涛搞掉，不敢不让他接班。其实，就算江泽民是过继的，胡锦涛是亲生的，可是，那个时候，一九九七年老邓伸腿之后的那五年里，如果江泽民咬咬牙、狠狠心，就把小胡的储君地位给他端了，恐怕也没有多大风浪。江泽民他居然就是不敢这么干。是江泽民仁心醇厚？鬼才相信这个。是邓小平死前有什么密诏？这个我们是猜不到的。反正结局就是那样：新主接班，但居于弱势；旧主让位，但掌控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我们前面强调过，说胡锦涛接班之后还是没有安全感，总觉得自己位置不稳，权力不够。其实事情都可以两面看：难道下了台的江泽民反而就有更多的安全感不成？下台之后，大位让人家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就来收拾自己，或者收拾自己的儿子，他江泽民也一样没有安全感！
重复一遍：毛病就出在这个储君身上。不是说出在当年的胡锦涛身上，而是说出在邓小平为江泽民选择了胡锦涛这样一套搞法上面，出在胡锦涛是邓小平亲生儿子而江泽民是邓小平过继儿子这上面。现在胡锦涛所面临的困境，几乎与他当年的优势恰成一体两面，也就是与当年江泽民所面临的困境一模一样：前任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自己退位之后就面临很多难以设想的危险，只好想办法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中搞个自己的亲信多数，来作为下台之后的政治保险了。或者说，就像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胡锦涛目下处境甚至比江泽民当年还要困难，因为他看来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不了，胡锦涛下台之后的命运，恐怕就比江泽民要差得远了。你想想，江泽民下台之后尽管仍然握有占据政治局常委会多数的那几位亲信，可是胡锦涛还动不动就把屎盆子望江泽民头上扣呢，但凡事情出了问题就造舆论说是江泽民遗留的（这倒也不全是瞎说），或者是因为江泽民在掣肘（恐怕也一样不全是瞎说），甚至跃跃欲试要整几个老江的人马比如贾庆林、黄菊之流。胡锦涛末年，中国社会矛盾这么激烈，等新人接的班来，新班子里有没有几个胡的亲信，新主还不拿胡锦涛祭刀来平息社会矛盾呀？胡锦涛不是喜欢毛泽东吗？恐怕他下台之后的命运也将和老毛死后的命运相差无几！
谁将是“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
以上这些分析，可以说，胡锦涛比谁看得都清楚。既然已经看明白了，他就当然不会甘心做那亲信被抓、自己名誉被污名的老毛第二，而是要努力改变这个命运。他甚至也不甘心做江泽民第二，满足于有几个亲信充斥政治局常委多数来当自己下台后的政治保险——原因很简单，胡锦涛自己比谁都明白，江泽民的接班人是如何可能威胁江泽民及其家人、亲信的命运的，胡锦涛自己下台后的命运就如何可能加倍地被后来的接班人所威胁。你不相信这个“加倍”的说法？不妨举一个例子。
江泽民树立自己在邓小平之后的权威的关键一步棋，是抓了陈希同；胡锦涛有样学样，则是抓了陈良宇。两个陈，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仗着自己是天安门镇压的功臣而倨傲不服；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那是前朝天子的龙祥之地的嚣张地头蛇。这似乎已经形成惯例，以至于胡锦涛要抓陈良宇的时候连江泽民也表示对此理解并确实让了步。胡锦涛之后呢？新人接班之后的两年左右、三年之内，那就一定会抓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胡锦涛嫡系要员。这个人会是谁呢？等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估摸个大概了。比如说，汪洋如果进不了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习近平只要动用贪污腐败案把他拿下，马上权威大树，胡时代就立马转向习时代了。当然，还有别的选择，张宝顺、刘奇葆、胡春华、周强等等，那就看胡的亲信们谁能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也就是谁离政治死期不远了。说到底，习近平不做这件事情还不行，因为前两任江泽民、胡锦涛都已经这么做了，你不这么做，人家就欺负你软蛋。一天还没做这件事，就一天还不能立威。
可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你这游戏已经玩了足足两轮了，那些身在砧板的政治局大员们难道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玩法呀？如果看清楚了，那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也不会束手让你去抓吧？怎么办呢？那些本来是胡锦涛最为信任的政治局委员们，完全是因为紧跟胡锦涛才得以进入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之后，也就是一旦习近平接了班，他们可能就要比任何人都更加殷勤、坚定、努力地向习近平献忠心了。哪个不献，或者哪个献忠心落于人后了，那个就是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这样一来，游戏的规则就变了：本来你是旧主的人，旧主为的是自己下台后的命运保险而把你拉拔进最高领导层，可是你转脸就投靠新主了。这很好理解：不投靠就可能被抓呀，这可不是小风险。问题是：旧主的保险白买了。
所以说，就算他能实现最低目标，胡锦涛下台之后的命运也将远远不如江泽民。江泽民已经没有很大安全感了，胡锦涛恐怕根本就不安全。胡锦涛应该也已经看明白了这一点，因为谁也不能低估他在这个方面的老谋深算。怎么办？只好釜底抽薪：那就是拿掉储君，自选接班人。
三传传给胡海峰？
胡锦涛要想这样做，他有现成的人选、顺手的格局。与当年选拔胡锦涛一枝独秀地出任储君的情况不同，十七大选拔了两个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花开两朵作为接班搭档。只要胡锦涛够狠、够恶、够胆量、够气魄、也够阴谋、够能力，他可以一脚踢开习近平，把自己政治上的亲生儿子李克强扶上来，接自己的王位。这样可以一了百了，形成父（胡锦涛）传子（李克强）、子传孙（胡春华）、而孙再传子（胡锦涛的骨肉亲生儿子胡海峰）的“三传到位“的胡氏王朝。比起新加坡李光耀，不过中间在二传手之外还多了一个三传手。怎么说也就是胡锦涛之后二十年的光景，胡氏王朝的万世基业就牢牢铸就了。比起胡锦涛所羡慕、钦佩的北韩金氏王朝，弯儿是多拐了几个，但并不曲折，也不坎坷，总的方向更是绝对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笑话，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老一辈的“太子党”可以接班，新一茬的“太子党”难道就不能接班？当舆论还在关注什么薄熙来、俞正声的时候，君不见，李小鹏、胡海峰也都已经纷纷就位了。何况，当年江泽民何尝不想让江绵恒在政治上多有点儿作为？只是江泽民还没有这个本领做得到那个样子就是了。胡锦涛较之江泽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也不是今天才看得清楚的。而且，胡锦涛的城府深沉，其野心和能力总是被人低估，也就是说其野心和手腕其实常常超乎人们的估计，这几年也可以说已有公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复杂、邪乎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然，江泽民们对此绝对不能答应、不能容忍。问题是，谁说胡锦涛这么干是需要江泽民的同意的？他的目的，本来就恰恰是要打断江氏王朝的美梦，是要跳出自己为江氏王朝当十年看家人的宿命，是要摆脱当完这个看家人之后、下了台还要再给人家当替罪羊的可悲下场。有没有这个恶魔心思、霹雳手段，那是胡锦涛自己的修为，怎么可能与虎谋皮、求得江泽民的妥协和退让？要么江氏王朝，胡锦涛二传后归还朝政给江系接班人，要么胡氏王朝，不管是李克强还是汪洋结伴反正都是自己的嫡系，这两者中间是没有利益调和的。江泽民的末年，胡锦涛的时期，那是调和的，原因在于当年江泽民尽管一千万个心不甘情不愿，最后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形成了这样一个婆婆后悔莫及、媳妇如履薄冰的“和谐”局面。婆婆既然后悔，一旦媳妇不掌权了这个婆婆是要找补的；媳妇可怜巴巴这些年，终于也熬到了要当婆婆的份上，难道就能甘心受昏聩太婆婆和当家新媳妇的两头夹板气不成？胡锦涛眼看就要落入受这种夹板气的地位了。想当年，十年常委，战战兢兢，终于熬到接班掌权，那说明胡锦涛功力确实非凡。看今后，十年大老板当下来了，反而倒要乖乖地交班然后重新再当孙子？十八大呀十八大，胡锦涛对你又恨又怕。江泽民呀江泽民，身为邓小平政治嫡子的胡锦涛，岂能永远由着你耍？
“爹有娘有，不如自有”
这是北方的一句俗话，意思应该很容易明白：老爸、老娘再富有，毕竟不如自己本人富有。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啃老族”，也许这句话不管用了。可是，过去那些富家子弟，一心吃喝嫖赌，银元却被老爹、老娘攥着，自己手头就很难受了。放到政治上，其实也是一样：哪怕自己的亲爹当皇帝，那也远远不如自己来作。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的是大哥李建成、三弟李元吉，可直接的目的却是要逼迫老爹李渊把皇帝位子让出来，自己黄袍加身。
考诸十八大之前的中国政局，并没有什么李渊、李世民。这里只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好像是一部四方演义，实际上当然是两军对垒：江泽民、习近平是一条线，胡锦涛、李克强是另一条线。我们在本文的前两部分已经谈过，一旦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接班，出任中共总书记，那就等于胡锦涛为江泽民当了十年的大管家，最终不过是江氏王朝权力传承的一个“二传手”。这个大管家和“二传手”一旦卸任，前有太上太皇江泽民，后有老江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习近平，恐怕日子很不好过。这十年间，胡锦涛不得不敲打敲打江泽民的人马，否则他几乎干不下去。十八大之后，特别是胡锦涛在十八届三中或四中全会交卸军委主席之后，老江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我们不知道。谁敢说老江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习近平要真正立威，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胡系人马开铡，抓他一个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但凡属于胡锦涛亲信人马的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不包括政治局常委，他们有政治保险；至于小小的中央委员们则不够格，一把杀他三五个也不足以为新君立威），都要小心了。与胡关系越紧，功劳政绩越大，反而就越是危险。君不见，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杀伐，那为老邓立下了何等的功劳？陈良宇为“上海帮”看守老家，据说还很有希望成为隔代接班人的，那是得到了老江何等的信任？汪洋、刘延东、张宝顺、刘奇葆、郭金龙、胡春华，哪个会被习近平选中祭刀？那还真得看他们的本事了。稍微聪明一点的，马上未见风就转舵，借了胡锦涛的大腿刚刚入局，政治局会议室的位子还没找到，恐怕就得赶快向习近平磕头输诚。这样一来，就算胡锦涛有本领能在十八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里满满塞进自己的喽罗，又怎能禁得住这些喽罗们在习近平的龙铡前哆嗦？
所以，我们说，胡锦涛最好的选择，还是把习近平一脚踢掉，让李克强接掌大位，打造胡氏王朝来取代江氏王朝。问题是，这说来容易，做来太难，那岂止是和“上海帮”、“太子党”一把撕破脸皮，根本就是一场政变。当然，胡锦涛已经在多方笼络王岐山，不是没有可能退让一步，在李克强接任总书记的同时，给“太子党”留出总理职位，让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给前北大学生会主席当个财经事务总管，也算是个好的政治平衡。习近平的出路，据说就是个“阳春”国家主席——阳春面者，素面也，什么佐料都没有，就是一碗白面条。当然有助消化，可惜不能壮阳。你想这江泽民、曾庆红、习近平们能答应吗？你胡锦涛还显摆自己是胡耀邦的传人，可人家习近平的老爹习仲勋曾经为胡耀邦两肋插刀，你居然下他习近平的毒手！这还不说八十年前陕北救中央的旧事，为此连毛老头子都有三分忌惮习仲勋咧。你可以说，习近平何德何能，居然接班；人家只消反手同样一问：你的李克强又何德何能，可以取习近平而代之？
安插亲信，难；而且，即使办成了，也很可能并不管用。踢掉习近平，更难，打不着黄鼠狼反赚一身骚还是好的；搞不好，被人家反制过来，整个“团派”鸡飞蛋打，胡锦涛下场也不会太妙。怎么办？怎么办？
这就可以回到今天开头那句话了：胡锦涛还有更大的妙计，那就是干脆自己再干它一届！自己这个皇帝，继续作下去，那岂不是天下最美妙的事情？
美梦有根据，政治看实力
在这个讨厌的世界上，大凡美妙的事情，往往都是梦；不过，根据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梦也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胡锦涛已经找到了不少论据，可以支持他再干一届总书记，到二零一七年的十九大才交班。千论据、万论据，最根本的一条论据是：江泽民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首先，看年龄。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生，到二零一二年秋天的十八大，还不满七十周岁。而江泽民是什么年龄交出总书记位置的呢？老江是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生，到二零零二年秋天交班的时候，已经超过七十六岁了。按这个先例，胡锦涛再干一届总书记，到交班的时候也还不足七十五周岁，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政治在年轻化问题上还是在不断进步的。哈哈，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那五年里，老江即使还能拖着不翘辫子，那也一定起不了床了。十九大是不是习近平接班，那就将完全由胡锦涛说了算。
其次，看任期。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上任总书记，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卸任时，已经干了十三年半。凭这个先例，为什么他胡锦涛就只能干十年，而不是干它十五年？就算不能干满十五年，那也干满十三年总是可以的吧？江泽民干的那是两届半，胡锦涛即使不能干满三届，不妨也干两届半呀。反正十八大胡锦涛应该连任，至于什么时候卸任，这个可以商量嘛。十九大太久？那就二零一五年加开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像一九八五年那次那样，届时胡锦涛交班，有什么不可以？说来也是，胡锦涛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会正是委员，就是在一九八五年这次不前不后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退出中央委员会也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中间整整三十年，岂不也是我党一段历史佳话？当然，一旦十八大能够连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权力陡增，那就不是这套说词所可以约束的了。到了二零一五年，究竟开不开全国代表会议，那还不是胡锦涛来决定？
第三，看资历。胡锦涛一九九二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十年之后出任总书记；习近平二零零七年刚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五年之后的十八大就要接掌大位，那岂不是锻炼不够？
不错，所有这些根据，似乎都很在理。可是，政治是讲究实力的，并不讲究根据。你有实力，你的根据就管用，哪怕是牵强附会的根据；实力不够，你的根据就是扯淡，哪怕用的是列宁的观点、马克思的逻辑。胡锦涛有没有实力，支持自己再干一届呢？这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了。
在中国搞政治，实力首先在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老祖宗的起家宝典。其实不光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党中央，也出总书记。再早不去说他，光说自打毛泽东死后，这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就从来都是靠枪杆子决定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靠军事政变抓了“四人帮”，于是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等到掌握枪杆子的叶剑英和邓小平达成交易，再等到当年曾经一下子指挥两支野战军的“邓政委”回到政坛，华国锋只能下台如仪。邓小平也不去当什么第一把手、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他就是死死抓住军权不放，人人都得奉他是权力核心，或者用陈云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总头子”。靠着枪杆子，邓小平搞掉了华国锋，搞掉了胡耀邦，又搞掉了赵紫阳，还在“南巡”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就搞掉了江泽民。什么他妈的“党指挥枪”，老子“有枪就是草头王”！
老邓之后，江泽民逐渐抓紧了军权，一直抓到现在。解放军现役的上将，百分之九十都是江泽民提拔的；胡锦涛当然也不是没有下功夫去笼络军队，提拔将领，控制枪杆子，可是迄今成效平平。他这个现任军委主席，虽然不是“阳春面”的，但也远远不是“牛肉面“的，顶多有一点儿“木须”在里头，糊弄个小职员的午饭还将就，远远对付不了拳击手的好胃口。现在，胡锦涛胃口这么大，不仅要上拳击场，而且还想大胜对手，要靠这碗“木须面”就明显力不从心了。
打不打这张最大王牌？
政治固然讲实力，同时却也讲计谋。实力不够，计谋如何就变得更加关键了。可以说，没有实力有计谋，可以获得实力；仅有实力缺计谋，早晚失掉实力。江泽民当年有个计谋专家曾庆红帮他密室策划，老江自己也可以说还是个脑子灵光的人，于是乎，整肃陈希同，搞垮“杨家将”，敲掉特务头子乔石，三拳两脚之后，实力陡然大增。胡锦涛学江泽民，这三招里面，迄今仅仅走了一招半，甚至连一招半都不到，他今天的实力，比起当年江泽民退休前三年那个时候的实力，还差老远呢。这也说明他计谋还是不够。就个人而论，胡锦涛可能比江泽民更为计谋深沉；但是，他那个令计划，可就远远比不上曾庆红了。什么叫“一招半”呢？一招，就是学江泽民搞陈希同，搞掉了陈良宇，这个我们说过了；还有半招，就是学江泽民搞乔石这一招，逼迫曾庆红在十七大上退休——但这一招远远没有学到家，反被曾庆红利用了。乔石当年灰溜溜地下台，退休之后连个屁也没有留下；曾庆红退休是以一换三，把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都搞进了政治局常委。最最重要的是，习近平由此占据了“储君”地位，成了比曾庆红还要让胡锦涛睡不着觉的心腹大患。
很明显，这里缺了江泽民当年的第二招，即整肃“杨家将”那一招，所以胡锦涛直到今天对于军队的掌控还很成问题。第三招也使得后患无穷，可以说是顾了当时的十七大、赔了长远的十八大，造成今天胡锦涛的困局。我们说胡锦涛学江泽民甚至连一招半都不到，还不光指的是这些。就是第一招，胡锦涛其实也没有学到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单就权位而言，陈良宇无疑就是陈希同第二，胡锦涛搞掉他，也就立威了，这没有错。可是，陈希同还是六四镇压的功臣，手上沾着北京学生的鲜血；江泽民搞掉他，不仅党内立威，而且向外界巧妙地传达了某种言外之意。胡锦涛搞掉陈良宇，除了权位还是权位，可就缺少这后半截的深沉政治含义了。
事过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犯愁十八大的今天，他似乎才刚刚有点儿明白这一点。胡锦涛明白了什么呢？那就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局，有一张最大的王牌，谁有能耐把它打出来，谁就可以翻天覆地，领一代风骚。这张最大王牌，就是“六四”平反。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不时放风，说胡锦涛、温家宝正在审慎地考虑重新评价“六四”的问题。中国佛教协会换个届，就有人在那里张扬说：这次就任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在一九八九年上街游行过，是支持学生的，而更有一个新任副会长，当年甚至曾经公开抗议军事镇压，这都是当局在传递要重新评价“六四”的信号。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一出笼，有人也说这预示着胡温领导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重评“六四”。据说，在海外中文网站上，有化名人士发表看法，更是直截了当地把重新评价“六四”与胡锦涛十八大续任总书记联系到一起，意思不外是说，一旦胡锦涛十八大有机会干第三届，他就会重新评价“六四”，云云。
江泽民愿捧屎盆子？
这些迹象无疑都还很缥缈；可是，胡锦涛要的就是这种缥缈的劲儿。首先，胡锦涛知道这张王牌的厉害，对自己有没有能力掌握这张王牌，恐怕心里并没有底儿。全中国谁不明白？“六四”平反是一个原子弹，一旦引爆，威力无穷，后果很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引爆原子弹的人，首先葬身这一爆炸，那也是很可能的。其次，胡锦涛针对的目标，是江泽民、习近平，为此他正在卖力拉拢党内高层其他对江不满意的力量，尤其是李鹏、乔石、宋平、朱?基、李瑞环。这些人的大多数，至少前三位，都是当年坚决主张天安门镇压的干将，哪能容许有人在“六四“问题上松动？只有这种缥缈的显露，才符合胡锦涛的战略目标和政治利益：他并不想重评“六四”，更不想党内高层对他有这个怀疑；他要的就是拿这张牌镇一下江泽民，提高自己应对江泽民力量时的威慑力。最低限度说，他这样做，第一，战略上，可以引起对手恐慌，造成对手应对失误，从而增大自己获利的机会；第二，政治上，可以帮助胡锦涛在民意层面得分。
就第二点来说，胡锦涛过去几年一直通过在舆论上臭江来争取民心。现在，七、八年下来了，胡要再像他的第一个任期内那样，把坏事都算到江头上去，不说不可能，也是比以前困难多了。摸一摸“六四”这张牌，这方面就可以很容易地回到对胡有利的局面。胡锦涛虽然不读书，但是似乎读过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知道那些“苟活者”愿意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一般老百姓不说，党内、社会上那些希望“六四”平反的自由派人士或政治异议人士，特别是那些“两头真”的党内自由派老人，最喜欢抱幻想，常常一厢情愿地分析政治，这些年他们没有少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对他们眨一眨眼皮儿，他们就以为深意在焉，默契在焉，就以为机会来了，救星来了，于是主动配合，要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了。这些人社会影响很大，又特别讨厌江泽民。让他们去帮胡锦涛讲话，那比官方出面说话，是要远远更能迷惑社会舆论乃至国际舆论的了。朱厚泽去世，留下一句极为深刻的话：我们这些人的存在，使很多人以为有希望，其实没有希望。结合我们这里的分析来看，可以说，这种“以为有希望”的心理，最容易被统治者利用，看来还将帮助胡锦涛和他的不管是谁的继任人把中共专制统治延续下去。
就第二点而言，看来也起作用了。据说，江泽民表了态，说“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如果这是真的，那江泽民就是这次十八大权争之中的最大笨伯，明显是在胡锦涛看似有意无意的撩惹中犯了巨大的战略错误。你想，江泽民当年巩固权位的三个重大动作，本来都是针对“六四”镇压的干将的，从陈希同到杨家将到乔石。江泽民当然没有、也不会为“六四”平反，但他懂得与镇压拉开距离。现在，胡锦涛刚刚才要虚无缥缈地暗示一下“六四”这件事，江泽民就雄赳赳、恶狠狠地把这事承担下来了，大有一副要捧着邓小平留给他的这个血腥屎盆子走进八宝山的气概。胡锦涛的十八大困局，看来正在解套。
by 王功谠
瞎糊弄，官方用语叫“不折腾”
舆论一般认为胡锦涛是个没有什么作为的平庸政客，甚至还远远不如江泽民那两下子——毕竟，在“六四”之后那么困难的局面下，人家江泽民不仅稳住了共产党的政权，而且还带领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江泽民的形象不怎么样，尽管他比胡锦涛风雅（或者说是喜欢卖弄风雅）；江泽民的政绩更是极有争议，因为他把中国推入了贫富分化这个深渊——还不说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按道理，有这么一个极具争议的前任，面对他留下的既有经济力量增强、又有突出社会弊病的政治遗产，下任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是比较容易的，要有所作为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胡锦涛接任伊始，他就占了这个便宜。受够了江泽民十几年那小丑般的表演，看到一张人皮面具就觉得满纯朴、满可爱的；完全虚空的“新政”两个字，就能让中国人说服自己对着这张人皮面具山呼外岁。结果呢，胡锦涛登基如今已经整整七年半过去了，还有几个具备常识的人仍然对他抱有希望？应该是爱得越深失望越大的缘故吧，舆论现在反过头来都说他无能，纷纷预言他这剩下的两年半任期注定是得过且过的瞎糊弄——官方用语叫“不折腾”。
不过，这种说法只是看准了一半。如何治国，胡锦涛肯定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如何固权，胡锦涛其实正准备在今后的这两年半里大展拳脚。记得十多年前，吴国光教授在香港撰文评说江泽民，曾经把政治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会搞权也懂治国，那是一流的政治家，比如邓小平；二类是会治国不善固权，胡耀邦、赵紫阳都属于这种类型；三类是揽权在行而治国不行，那就是江泽民这样的了。这个说法传到北京，一时大家争相转述，听说也很惹得江泽民发了脾气。我们现在套这个说法来看胡锦涛，恐怕要说胡也是三类政治家的优秀人才：国家事，随他娘，老子最感兴趣也最擅长的就是搞权！
胡锦涛总感权力不够
说胡锦涛擅长搞权，不少人可能不同意，不过这只需要一个论据就可以说服他们：胡在“储君”位子上整整十年，耐得寒窑，受得委屈，装得起孙子卖得了傻，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的登上权位？胡耀邦、赵紫阳当年的位子比他等待接班时候的处境显赫多了，但是，却没有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而胡锦涛比胡耀邦、赵紫阳都强——强就强权力游戏上：胡耀邦、赵紫阳是权力游戏的输家，而胡锦涛是赢家。说胡锦涛最感兴趣的就是权力，这话也会有不少人不同意，这也只需要一个论据就可以说服他们：如果他不是对权力有超级兴趣，怎么可能装孙子装上十年来等待达到最高权力的那一天？你说他是为了拿到权力好做事情？人家胡耀邦、赵紫阳不是真正的第一把手的时候，并没有在那里等待当了实权第一把手再来做事，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事，很多为人民、为国家的好事，甚至为了做这些事而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权位。对比之下，胡锦涛的不同就很明显了。再说，胡锦涛当第一把手已经七年半了，他为国为民做了什么像样的事情？
胡锦涛不做正经事的一个理由，说是因为江泽民在那里垂帘听政。其实这个借口不能成立：邓小平垂帘听政比江泽民厉害，在那个形势下胡耀邦、赵紫阳照样为国为民做事。当然，胡耀邦、赵紫阳因此下了台，胡锦涛不想走这条路子——这不正是咱们这里所说的嘛：胡锦涛第一在乎的是他的权位。天下的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奇怪：越是在乎权力的人，就越发地、总是地感觉自己的权力不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年代还发牢骚说他自己的权力不超过北京周围几十里呢。那些要等权力够了才能做事情的人，一辈子捞权都忙不完的，到死也不会感觉到权力足够做事的了。胡锦涛的政治生命眼看就要走到了尽头，他的逻辑也是一样的：越到后来，越要拼命地抓权，最好留下一个胡氏王朝的政治基业，下台之后也能把权抓在手里。这可以说是前面所说的第三类政治家的共性，江泽民、胡锦涛一丘之貉。
螟蛉子江泽民对遗腹子胡锦涛
一丘之貉之间，争得就是权力。胡锦涛在任七年半来，最大的苦恼就是老觉得自己的权力不够，甚至权位不稳。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不够也是真的，因为他的前任江泽民给他留下的权力遗产就是江家帮、上海帮、太子党充斥中央领导层。至于说权位不稳，那却有点儿自己吓唬自己，老江根本就没有胆子敢把小胡搞下来。这个力量，按说老江是有的。十六届十一个政治局常委，江的嫡系占了八个；十七届也有至少六个，都是绝对多数。还不要说老江在军队中多年苦心经营下的人马。可是，老江不是老邓，就在这里。老江没有这个恶胆，十六大上只能眼睁睁地让位给胡锦涛，不敢把他踢下去；小胡接位之后，再把他拉下来，那就更是大逆不道了，老江恐怕连想也没敢想过。这两个方面，权位甚稳和权力不够，其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老江因为没有胆量把小胡搞下去，于是千方百计用自己的人马来钳制小胡。到了十七大，还替他选一个接班人，终于过过当“邓小平第二“的瘾头。按照这个路子走来，在这样走下去，可以说，自从邓小平变成植物人躺在三零一医院等死的那天起，中国就进入江氏王朝了。胡锦涛不过是临时给人家看家十年，有点像新加坡的吴作栋，从李光耀手里接过位子，然后传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而这个过程中李光耀一直都还是内阁资政，垂不垂帘听不听政都无所谓的，反正你不能走了我的样儿。
吴作栋对李光耀只有感激的份儿，因为他是李光耀拉拔起来的；胡锦涛人家那可是邓小平选的接班人，就此而言他比江泽民还牛，因为江泽民是“六四”那个时候李先念推荐的人选，老邓因为自己选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都不成而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人选。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江泽民是邓小平的过继儿子，就像他在家族中是江上清的过继儿子一样；而胡锦涛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亲生儿子，就像邓朴方在血缘上是邓小平的亲生儿子一样。都是邓小平的传人，不过一个是螟蛉子（江泽民），一个是遗腹子（胡锦涛）。正宗看不起过继的，尽管过继的排行老大。老江没有贼胆搞掉小胡，原因盖在于此也；而小胡不满自己仅仅为江氏王朝当个十年总管家，还要利用本届任期的剩下两年半，决心打造自己的胡氏王朝，其原因亦盖在于此也。
欲组胡氏班底？难也哉！
怎么打造胡氏王朝呢？简单说来，胡锦涛有上中下三个目标。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求稳当的人，因此有下策；但又不甘总是小心翼翼给人家当童养媳，于是还有中策；下中两策其实又都不易达成，那么小胡也许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追求最高目标了。应该记住的是，所有这些，目的都是权利、位置，无关治国路线。但是，为了争夺权位，治国路线是可以拿来当牌出的。当王牌出尽的时候，那就顾不得三思了。
今后两年半，胡锦涛心心念念，首先是要实现他的最低目标，那就是在十八大上组成一个胡氏人马占据多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这个层面，已经问题不是很大，胡锦涛这几年已经布好了人马，抢占了不少滩头阵地，特别是早先在共青团中央共事的团派大员，包括张宝顺、刘奇葆等等，已经一个个虎视眈眈，要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了。可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却很让人犯愁。按年龄算，如果维持“七上八下”的原则，也就是六十八岁者退休、六十七岁者留任的话，则预定二0一二年秋天的十八大，就将以一九四四年出生划线。本届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员（包括九个常委），十三位划到此线之上，笃定卸任；十一位划到此线之下，应该留任。还有一位不上不下，出生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按年头算够了六十八岁，但按月份算则还不够六十八岁。本来嘛，有人拉拔，运气好，就可能留任，而留任则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此人叫做王乐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本来治理新疆有功，作为胡总的团派亲信是有很大可能在十八大上升任常委主管刀把子政法事务的。可惜他运气不好，去年七月新疆出事了。这样一来，王乐泉十八大肯定是不可能留任政治局了。这样一来，就看那十一位一九四五年及此后出生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们，谁比较有可能当下届常委了。
习近平、李克强已经进入常委，当然会连任，余下还有九人。这九个人当中，有三个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属于资深人士，应该具有进入常委的优先优势。他们是：刘云山、张德江、俞正声。刘是团派人马，张是江泽民亲信，俞是正经太子党。接下来，有两个现任政治局委员目前具备位置上的优势，十八大争常委的实力雄厚。一个是李源潮，团派，进入常委主管书记处的可能极高；另一个是王岐山，太子党，据说有争下任总理的雄心，至少当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巡此进入政治局常委是轻而易举的。以上七个人，只有李克强、刘云山、李源潮三个是胡锦涛人马。三对四，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决不符合胡锦涛的心意。
还有四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他们正在激烈地竞争十八大的常委位置。这四个人按年龄排序是：刘延东、张高丽、薄熙来、汪洋。按派系背景看，这四个人则是一个半胡锦涛人马对两个半江泽民人马：汪洋是胡锦涛的安徽老乡兼团派亲信；张、薄分属广东帮和太子党，都是江泽民系统的人马；刘延东当然是团派，但她的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养父江上清的亲密战友，所以她是江胡左右逢源。除了汪洋，其他三个人到十九大就都退休了，故十八大是他们进入常委的最后机会。然而，就算汪洋、刘延东两个一起进入下届九人常委会，胡锦涛也不过掌握四票半，刚刚与江泽民人马平分秋色。
于是京城传言令计划十八大要进常委。胡总当然很想这样做，可是，挤掉谁呢？说实话，想挤掉谁都难。除非胡锦涛有本领进一步降低政治局委员的退休年龄，比如说以六十六岁划线，那就可以把俞正声、张德江、张高丽等三员非胡派大员挤掉，外搭一个刘延东。上述人等剩下七个，全当常委，“胡江比”将是四比三。最近总有人说下届常委可能改成七名，大约和这个有关系吧？问题是，改划年龄线，这个难度并不低。眼看着自己的人马被这样整掉，江泽民、曾庆红难道就能同意？干了一辈子刚要有了“攀上顶峰“（温家宝语）的机会的俞、张、张们，难道就会束手就擒？
储君既定，你敢换他？
其实，就算胡锦涛最后能够绞尽脑汁地实现他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两届政治局常委掌握多数人马的目标，那也不过是把当年江泽民的把戏重演一遍。江泽民当年那么干，其实有他的苦衷。你想想，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在第一号领导人的位子上坐了十好几年的这么一位，临到退位，接班的总书记和总理居然没有一个是他的门生或亲信，这叫什么说道？我并不是同情江泽民，可是这个制度有这个制度的逻辑：不是你的亲信，但却接你的班，下一步往往就是清算前任以树立威望和打造政绩。以毛泽东那样的一世枭雄，因为选了个接班人无德无能，还不是落得身后家破妻离、人亡政息的局面？说华国锋无德，那是因为它接毛的班但却抓了毛的老婆；说他无能，那就是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篡党夺权了。江泽民在十六大那个时候退休的当口，心里还不明白这个？何况，江泽民的屁股上，屎还少吗？这接班的人要拿他开刀祭权，他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只好绞尽脑汁地把十六大和十七大的两届政治局常委都安排是自己的亲信占据多数，那也可以说是不得已也。
搞成这个局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江泽民当年不敢把胡锦涛搞掉，不敢不让他接班。其实，就算江泽民是过继的，胡锦涛是亲生的，可是，那个时候，一九九七年老邓伸腿之后的那五年里，如果江泽民咬咬牙、狠狠心，就把小胡的储君地位给他端了，恐怕也没有多大风浪。江泽民他居然就是不敢这么干。是江泽民仁心醇厚？鬼才相信这个。是邓小平死前有什么密诏？这个我们是猜不到的。反正结局就是那样：新主接班，但居于弱势；旧主让位，但掌控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我们前面强调过，说胡锦涛接班之后还是没有安全感，总觉得自己位置不稳，权力不够。其实事情都可以两面看：难道下了台的江泽民反而就有更多的安全感不成？下台之后，大位让人家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就来收拾自己，或者收拾自己的儿子，他江泽民也一样没有安全感！
重复一遍：毛病就出在这个储君身上。不是说出在当年的胡锦涛身上，而是说出在邓小平为江泽民选择了胡锦涛这样一套搞法上面，出在胡锦涛是邓小平亲生儿子而江泽民是邓小平过继儿子这上面。现在胡锦涛所面临的困境，几乎与他当年的优势恰成一体两面，也就是与当年江泽民所面临的困境一模一样：前任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自己退位之后就面临很多难以设想的危险，只好想办法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中搞个自己的亲信多数，来作为下台之后的政治保险了。或者说，就像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胡锦涛目下处境甚至比江泽民当年还要困难，因为他看来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不了，胡锦涛下台之后的命运，恐怕就比江泽民要差得远了。你想想，江泽民下台之后尽管仍然握有占据政治局常委会多数的那几位亲信，可是胡锦涛还动不动就把屎盆子望江泽民头上扣呢，但凡事情出了问题就造舆论说是江泽民遗留的（这倒也不全是瞎说），或者是因为江泽民在掣肘（恐怕也一样不全是瞎说），甚至跃跃欲试要整几个老江的人马比如贾庆林、黄菊之流。胡锦涛末年，中国社会矛盾这么激烈，等新人接的班来，新班子里有没有几个胡的亲信，新主还不拿胡锦涛祭刀来平息社会矛盾呀？胡锦涛不是喜欢毛泽东吗？恐怕他下台之后的命运也将和老毛死后的命运相差无几！
谁将是“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
以上这些分析，可以说，胡锦涛比谁看得都清楚。既然已经看明白了，他就当然不会甘心做那亲信被抓、自己名誉被污名的老毛第二，而是要努力改变这个命运。他甚至也不甘心做江泽民第二，满足于有几个亲信充斥政治局常委多数来当自己下台后的政治保险——原因很简单，胡锦涛自己比谁都明白，江泽民的接班人是如何可能威胁江泽民及其家人、亲信的命运的，胡锦涛自己下台后的命运就如何可能加倍地被后来的接班人所威胁。你不相信这个“加倍”的说法？不妨举一个例子。
江泽民树立自己在邓小平之后的权威的关键一步棋，是抓了陈希同；胡锦涛有样学样，则是抓了陈良宇。两个陈，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仗着自己是天安门镇压的功臣而倨傲不服；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那是前朝天子的龙祥之地的嚣张地头蛇。这似乎已经形成惯例，以至于胡锦涛要抓陈良宇的时候连江泽民也表示对此理解并确实让了步。胡锦涛之后呢？新人接班之后的两年左右、三年之内，那就一定会抓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胡锦涛嫡系要员。这个人会是谁呢？等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估摸个大概了。比如说，汪洋如果进不了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习近平只要动用贪污腐败案把他拿下，马上权威大树，胡时代就立马转向习时代了。当然，还有别的选择，张宝顺、刘奇葆、胡春华、周强等等，那就看胡的亲信们谁能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也就是谁离政治死期不远了。说到底，习近平不做这件事情还不行，因为前两任江泽民、胡锦涛都已经这么做了，你不这么做，人家就欺负你软蛋。一天还没做这件事，就一天还不能立威。
可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你这游戏已经玩了足足两轮了，那些身在砧板的政治局大员们难道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玩法呀？如果看清楚了，那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也不会束手让你去抓吧？怎么办呢？那些本来是胡锦涛最为信任的政治局委员们，完全是因为紧跟胡锦涛才得以进入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之后，也就是一旦习近平接了班，他们可能就要比任何人都更加殷勤、坚定、努力地向习近平献忠心了。哪个不献，或者哪个献忠心落于人后了，那个就是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这样一来，游戏的规则就变了：本来你是旧主的人，旧主为的是自己下台后的命运保险而把你拉拔进最高领导层，可是你转脸就投靠新主了。这很好理解：不投靠就可能被抓呀，这可不是小风险。问题是：旧主的保险白买了。
所以说，就算他能实现最低目标，胡锦涛下台之后的命运也将远远不如江泽民。江泽民已经没有很大安全感了，胡锦涛恐怕根本就不安全。胡锦涛应该也已经看明白了这一点，因为谁也不能低估他在这个方面的老谋深算。怎么办？只好釜底抽薪：那就是拿掉储君，自选接班人。
三传传给胡海峰？
胡锦涛要想这样做，他有现成的人选、顺手的格局。与当年选拔胡锦涛一枝独秀地出任储君的情况不同，十七大选拔了两个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花开两朵作为接班搭档。只要胡锦涛够狠、够恶、够胆量、够气魄、也够阴谋、够能力，他可以一脚踢开习近平，把自己政治上的亲生儿子李克强扶上来，接自己的王位。这样可以一了百了，形成父（胡锦涛）传子（李克强）、子传孙（胡春华）、而孙再传子（胡锦涛的骨肉亲生儿子胡海峰）的“三传到位“的胡氏王朝。比起新加坡李光耀，不过中间在二传手之外还多了一个三传手。怎么说也就是胡锦涛之后二十年的光景，胡氏王朝的万世基业就牢牢铸就了。比起胡锦涛所羡慕、钦佩的北韩金氏王朝，弯儿是多拐了几个，但并不曲折，也不坎坷，总的方向更是绝对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笑话，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老一辈的“太子党”可以接班，新一茬的“太子党”难道就不能接班？当舆论还在关注什么薄熙来、俞正声的时候，君不见，李小鹏、胡海峰也都已经纷纷就位了。何况，当年江泽民何尝不想让江绵恒在政治上多有点儿作为？只是江泽民还没有这个本领做得到那个样子就是了。胡锦涛较之江泽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也不是今天才看得清楚的。而且，胡锦涛的城府深沉，其野心和能力总是被人低估，也就是说其野心和手腕其实常常超乎人们的估计，这几年也可以说已有公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复杂、邪乎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然，江泽民们对此绝对不能答应、不能容忍。问题是，谁说胡锦涛这么干是需要江泽民的同意的？他的目的，本来就恰恰是要打断江氏王朝的美梦，是要跳出自己为江氏王朝当十年看家人的宿命，是要摆脱当完这个看家人之后、下了台还要再给人家当替罪羊的可悲下场。有没有这个恶魔心思、霹雳手段，那是胡锦涛自己的修为，怎么可能与虎谋皮、求得江泽民的妥协和退让？要么江氏王朝，胡锦涛二传后归还朝政给江系接班人，要么胡氏王朝，不管是李克强还是汪洋结伴反正都是自己的嫡系，这两者中间是没有利益调和的。江泽民的末年，胡锦涛的时期，那是调和的，原因在于当年江泽民尽管一千万个心不甘情不愿，最后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形成了这样一个婆婆后悔莫及、媳妇如履薄冰的“和谐”局面。婆婆既然后悔，一旦媳妇不掌权了这个婆婆是要找补的；媳妇可怜巴巴这些年，终于也熬到了要当婆婆的份上，难道就能甘心受昏聩太婆婆和当家新媳妇的两头夹板气不成？胡锦涛眼看就要落入受这种夹板气的地位了。想当年，十年常委，战战兢兢，终于熬到接班掌权，那说明胡锦涛功力确实非凡。看今后，十年大老板当下来了，反而倒要乖乖地交班然后重新再当孙子？十八大呀十八大，胡锦涛对你又恨又怕。江泽民呀江泽民，身为邓小平政治嫡子的胡锦涛，岂能永远由着你耍？
“爹有娘有，不如自有”
这是北方的一句俗话，意思应该很容易明白：老爸、老娘再富有，毕竟不如自己本人富有。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啃老族”，也许这句话不管用了。可是，过去那些富家子弟，一心吃喝嫖赌，银元却被老爹、老娘攥着，自己手头就很难受了。放到政治上，其实也是一样：哪怕自己的亲爹当皇帝，那也远远不如自己来作。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的是大哥李建成、三弟李元吉，可直接的目的却是要逼迫老爹李渊把皇帝位子让出来，自己黄袍加身。
考诸十八大之前的中国政局，并没有什么李渊、李世民。这里只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好像是一部四方演义，实际上当然是两军对垒：江泽民、习近平是一条线，胡锦涛、李克强是另一条线。我们在本文的前两部分已经谈过，一旦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接班，出任中共总书记，那就等于胡锦涛为江泽民当了十年的大管家，最终不过是江氏王朝权力传承的一个“二传手”。这个大管家和“二传手”一旦卸任，前有太上太皇江泽民，后有老江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习近平，恐怕日子很不好过。这十年间，胡锦涛不得不敲打敲打江泽民的人马，否则他几乎干不下去。十八大之后，特别是胡锦涛在十八届三中或四中全会交卸军委主席之后，老江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我们不知道。谁敢说老江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习近平要真正立威，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胡系人马开铡，抓他一个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但凡属于胡锦涛亲信人马的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不包括政治局常委，他们有政治保险；至于小小的中央委员们则不够格，一把杀他三五个也不足以为新君立威），都要小心了。与胡关系越紧，功劳政绩越大，反而就越是危险。君不见，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杀伐，那为老邓立下了何等的功劳？陈良宇为“上海帮”看守老家，据说还很有希望成为隔代接班人的，那是得到了老江何等的信任？汪洋、刘延东、张宝顺、刘奇葆、郭金龙、胡春华，哪个会被习近平选中祭刀？那还真得看他们的本事了。稍微聪明一点的，马上未见风就转舵，借了胡锦涛的大腿刚刚入局，政治局会议室的位子还没找到，恐怕就得赶快向习近平磕头输诚。这样一来，就算胡锦涛有本领能在十八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里满满塞进自己的喽罗，又怎能禁得住这些喽罗们在习近平的龙铡前哆嗦？
所以，我们说，胡锦涛最好的选择，还是把习近平一脚踢掉，让李克强接掌大位，打造胡氏王朝来取代江氏王朝。问题是，这说来容易，做来太难，那岂止是和“上海帮”、“太子党”一把撕破脸皮，根本就是一场政变。当然，胡锦涛已经在多方笼络王岐山，不是没有可能退让一步，在李克强接任总书记的同时，给“太子党”留出总理职位，让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给前北大学生会主席当个财经事务总管，也算是个好的政治平衡。习近平的出路，据说就是个“阳春”国家主席——阳春面者，素面也，什么佐料都没有，就是一碗白面条。当然有助消化，可惜不能壮阳。你想这江泽民、曾庆红、习近平们能答应吗？你胡锦涛还显摆自己是胡耀邦的传人，可人家习近平的老爹习仲勋曾经为胡耀邦两肋插刀，你居然下他习近平的毒手！这还不说八十年前陕北救中央的旧事，为此连毛老头子都有三分忌惮习仲勋咧。你可以说，习近平何德何能，居然接班；人家只消反手同样一问：你的李克强又何德何能，可以取习近平而代之？
安插亲信，难；而且，即使办成了，也很可能并不管用。踢掉习近平，更难，打不着黄鼠狼反赚一身骚还是好的；搞不好，被人家反制过来，整个“团派”鸡飞蛋打，胡锦涛下场也不会太妙。怎么办？怎么办？
这就可以回到今天开头那句话了：胡锦涛还有更大的妙计，那就是干脆自己再干它一届！自己这个皇帝，继续作下去，那岂不是天下最美妙的事情？
美梦有根据，政治看实力
在这个讨厌的世界上，大凡美妙的事情，往往都是梦；不过，根据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梦也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胡锦涛已经找到了不少论据，可以支持他再干一届总书记，到二零一七年的十九大才交班。千论据、万论据，最根本的一条论据是：江泽民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首先，看年龄。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生，到二零一二年秋天的十八大，还不满七十周岁。而江泽民是什么年龄交出总书记位置的呢？老江是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生，到二零零二年秋天交班的时候，已经超过七十六岁了。按这个先例，胡锦涛再干一届总书记，到交班的时候也还不足七十五周岁，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政治在年轻化问题上还是在不断进步的。哈哈，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那五年里，老江即使还能拖着不翘辫子，那也一定起不了床了。十九大是不是习近平接班，那就将完全由胡锦涛说了算。
其次，看任期。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上任总书记，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卸任时，已经干了十三年半。凭这个先例，为什么他胡锦涛就只能干十年，而不是干它十五年？就算不能干满十五年，那也干满十三年总是可以的吧？江泽民干的那是两届半，胡锦涛即使不能干满三届，不妨也干两届半呀。反正十八大胡锦涛应该连任，至于什么时候卸任，这个可以商量嘛。十九大太久？那就二零一五年加开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像一九八五年那次那样，届时胡锦涛交班，有什么不可以？说来也是，胡锦涛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会正是委员，就是在一九八五年这次不前不后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退出中央委员会也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中间整整三十年，岂不也是我党一段历史佳话？当然，一旦十八大能够连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权力陡增，那就不是这套说词所可以约束的了。到了二零一五年，究竟开不开全国代表会议，那还不是胡锦涛来决定？
第三，看资历。胡锦涛一九九二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十年之后出任总书记；习近平二零零七年刚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五年之后的十八大就要接掌大位，那岂不是锻炼不够？
不错，所有这些根据，似乎都很在理。可是，政治是讲究实力的，并不讲究根据。你有实力，你的根据就管用，哪怕是牵强附会的根据；实力不够，你的根据就是扯淡，哪怕用的是列宁的观点、马克思的逻辑。胡锦涛有没有实力，支持自己再干一届呢？这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了。
在中国搞政治，实力首先在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老祖宗的起家宝典。其实不光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党中央，也出总书记。再早不去说他，光说自打毛泽东死后，这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就从来都是靠枪杆子决定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靠军事政变抓了“四人帮”，于是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等到掌握枪杆子的叶剑英和邓小平达成交易，再等到当年曾经一下子指挥两支野战军的“邓政委”回到政坛，华国锋只能下台如仪。邓小平也不去当什么第一把手、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他就是死死抓住军权不放，人人都得奉他是权力核心，或者用陈云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总头子”。靠着枪杆子，邓小平搞掉了华国锋，搞掉了胡耀邦，又搞掉了赵紫阳，还在“南巡”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就搞掉了江泽民。什么他妈的“党指挥枪”，老子“有枪就是草头王”！
老邓之后，江泽民逐渐抓紧了军权，一直抓到现在。解放军现役的上将，百分之九十都是江泽民提拔的；胡锦涛当然也不是没有下功夫去笼络军队，提拔将领，控制枪杆子，可是迄今成效平平。他这个现任军委主席，虽然不是“阳春面”的，但也远远不是“牛肉面“的，顶多有一点儿“木须”在里头，糊弄个小职员的午饭还将就，远远对付不了拳击手的好胃口。现在，胡锦涛胃口这么大，不仅要上拳击场，而且还想大胜对手，要靠这碗“木须面”就明显力不从心了。
打不打这张最大王牌？
政治固然讲实力，同时却也讲计谋。实力不够，计谋如何就变得更加关键了。可以说，没有实力有计谋，可以获得实力；仅有实力缺计谋，早晚失掉实力。江泽民当年有个计谋专家曾庆红帮他密室策划，老江自己也可以说还是个脑子灵光的人，于是乎，整肃陈希同，搞垮“杨家将”，敲掉特务头子乔石，三拳两脚之后，实力陡然大增。胡锦涛学江泽民，这三招里面，迄今仅仅走了一招半，甚至连一招半都不到，他今天的实力，比起当年江泽民退休前三年那个时候的实力，还差老远呢。这也说明他计谋还是不够。就个人而论，胡锦涛可能比江泽民更为计谋深沉；但是，他那个令计划，可就远远比不上曾庆红了。什么叫“一招半”呢？一招，就是学江泽民搞陈希同，搞掉了陈良宇，这个我们说过了；还有半招，就是学江泽民搞乔石这一招，逼迫曾庆红在十七大上退休——但这一招远远没有学到家，反被曾庆红利用了。乔石当年灰溜溜地下台，退休之后连个屁也没有留下；曾庆红退休是以一换三，把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都搞进了政治局常委。最最重要的是，习近平由此占据了“储君”地位，成了比曾庆红还要让胡锦涛睡不着觉的心腹大患。
很明显，这里缺了江泽民当年的第二招，即整肃“杨家将”那一招，所以胡锦涛直到今天对于军队的掌控还很成问题。第三招也使得后患无穷，可以说是顾了当时的十七大、赔了长远的十八大，造成今天胡锦涛的困局。我们说胡锦涛学江泽民甚至连一招半都不到，还不光指的是这些。就是第一招，胡锦涛其实也没有学到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单就权位而言，陈良宇无疑就是陈希同第二，胡锦涛搞掉他，也就立威了，这没有错。可是，陈希同还是六四镇压的功臣，手上沾着北京学生的鲜血；江泽民搞掉他，不仅党内立威，而且向外界巧妙地传达了某种言外之意。胡锦涛搞掉陈良宇，除了权位还是权位，可就缺少这后半截的深沉政治含义了。
事过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犯愁十八大的今天，他似乎才刚刚有点儿明白这一点。胡锦涛明白了什么呢？那就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局，有一张最大的王牌，谁有能耐把它打出来，谁就可以翻天覆地，领一代风骚。这张最大王牌，就是“六四”平反。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不时放风，说胡锦涛、温家宝正在审慎地考虑重新评价“六四”的问题。中国佛教协会换个届，就有人在那里张扬说：这次就任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在一九八九年上街游行过，是支持学生的，而更有一个新任副会长，当年甚至曾经公开抗议军事镇压，这都是当局在传递要重新评价“六四”的信号。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一出笼，有人也说这预示着胡温领导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重评“六四”。据说，在海外中文网站上，有化名人士发表看法，更是直截了当地把重新评价“六四”与胡锦涛十八大续任总书记联系到一起，意思不外是说，一旦胡锦涛十八大有机会干第三届，他就会重新评价“六四”，云云。
江泽民愿捧屎盆子？
这些迹象无疑都还很缥缈；可是，胡锦涛要的就是这种缥缈的劲儿。首先，胡锦涛知道这张王牌的厉害，对自己有没有能力掌握这张王牌，恐怕心里并没有底儿。全中国谁不明白？“六四”平反是一个原子弹，一旦引爆，威力无穷，后果很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引爆原子弹的人，首先葬身这一爆炸，那也是很可能的。其次，胡锦涛针对的目标，是江泽民、习近平，为此他正在卖力拉拢党内高层其他对江不满意的力量，尤其是李鹏、乔石、宋平、朱?基、李瑞环。这些人的大多数，至少前三位，都是当年坚决主张天安门镇压的干将，哪能容许有人在“六四“问题上松动？只有这种缥缈的显露，才符合胡锦涛的战略目标和政治利益：他并不想重评“六四”，更不想党内高层对他有这个怀疑；他要的就是拿这张牌镇一下江泽民，提高自己应对江泽民力量时的威慑力。最低限度说，他这样做，第一，战略上，可以引起对手恐慌，造成对手应对失误，从而增大自己获利的机会；第二，政治上，可以帮助胡锦涛在民意层面得分。
就第二点来说，胡锦涛过去几年一直通过在舆论上臭江来争取民心。现在，七、八年下来了，胡要再像他的第一个任期内那样，把坏事都算到江头上去，不说不可能，也是比以前困难多了。摸一摸“六四”这张牌，这方面就可以很容易地回到对胡有利的局面。胡锦涛虽然不读书，但是似乎读过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知道那些“苟活者”愿意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一般老百姓不说，党内、社会上那些希望“六四”平反的自由派人士或政治异议人士，特别是那些“两头真”的党内自由派老人，最喜欢抱幻想，常常一厢情愿地分析政治，这些年他们没有少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对他们眨一眨眼皮儿，他们就以为深意在焉，默契在焉，就以为机会来了，救星来了，于是主动配合，要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了。这些人社会影响很大，又特别讨厌江泽民。让他们去帮胡锦涛讲话，那比官方出面说话，是要远远更能迷惑社会舆论乃至国际舆论的了。朱厚泽去世，留下一句极为深刻的话：我们这些人的存在，使很多人以为有希望，其实没有希望。结合我们这里的分析来看，可以说，这种“以为有希望”的心理，最容易被统治者利用，看来还将帮助胡锦涛和他的不管是谁的继任人把中共专制统治延续下去。
就第二点而言，看来也起作用了。据说，江泽民表了态，说“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如果这是真的，那江泽民就是这次十八大权争之中的最大笨伯，明显是在胡锦涛看似有意无意的撩惹中犯了巨大的战略错误。你想，江泽民当年巩固权位的三个重大动作，本来都是针对“六四”镇压的干将的，从陈希同到杨家将到乔石。江泽民当然没有、也不会为“六四”平反，但他懂得与镇压拉开距离。现在，胡锦涛刚刚才要虚无缥缈地暗示一下“六四”这件事，江泽民就雄赳赳、恶狠狠地把这事承担下来了，大有一副要捧着邓小平留给他的这个血腥屎盆子走进八宝山的气概。胡锦涛的十八大困局，看来正在解套。
Sunday, June 20, 2010
前中国法警刘招华与美国五枪四弹的死刑
大毒枭刘招华，在潜心研究制毒之前，从部队转业当过法警。他被抓后受审，说了这么一句话：于我来讲呢，从前我当法警时是替共产党当刽子手，今天，我不过自己做自己的刽子手罢了！这句话如果换个说法也能解释他为何制冰：做法警是给共产党当刽子手，那制冰最多也就是当刽子手还能赚大钱，为什么不呢？也正是在当法警期间，他开始研究制毒。被捕后他还对采访他的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胡玥：女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
他说，平潭那儿有一个郑姓男人，有三个儿子，他分别给这三个儿子起名叫郑爱国、郑爱民、郑爱党，*的时候，有人把他给儿子起的这三个名子连起来一读却是：爱----国----民-----党。共产党说他反动，于是就被共产党给毙了！
刘招华说，可是，巧得很，他的儿子郑爱党严打时也被捎上了，那时我刚当法警，郑爱党便是我执行的第一个死刑犯……
他也许是想说，制毒贩毒并不比他为我党做的一些事更邪恶。。如果他执行的第一个犯人不是这么个制度的牺牲品，而是真正罪大恶极的，他会不会彻底泯灭良心，坚定走上制毒道路？
美国的死刑枪决是这样执行的：
五名自願參與執行死刑、身分保密的警官組成行刑隊，以隨機方式每人領取一枝點30口徑的步槍，其中一枝裝填的是空包彈，因此行刑隊成員沒人知道是誰開出送賈德納「上路」的那一槍。行刑隊與賈德納相距約八公尺，中間有道牆，牆上挖了個洞，位置與賈德納的心臟相當，並有白色標靶。
美国的枪决程序比较顾及人性。虽然杀的是真正该死的，还是要做到五枪四弹，给每个执行枪决的人都留有自我安慰的余地。让他们在灵魂脆弱的时候不会被负罪感压垮，也不会因为手上沾了血而索性做不义之事。
刘招华被捕以后，央视某套节目通过审讯他的警察问他这个问题：
"刘招华，你过去是当法警的，怎么后来就走上了制冰这条路的？"
刘招华头脑的反应相当机敏，他马上反驳说，这个问题不可以这么问。我当法警跟制冰从来就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法警就一定会走上制冰之路？那当法警的多了！所以我要说，当法警是当法警，制冰是制冰。制冰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跟当法警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话是这样说，他作为待审的犯人，当然不可能说做法警导致道德感尽失索性开始制冰，那样是找死。但是作为旁观者，应该看得明白，制冰跟做共产党的打手，有时真的不好说哪个更缺德一点。坏的制度造就坏的人性，坏的人性又用更坏的制度去镇压，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是站在镇压的一方还是被镇压的一方，都是牺牲品。要打破恶性循环，就要接受符合现代文明的道德系统，改变粗暴没有人性的管理制度和愚民教育。这些，共产党能做到吗？
他说，平潭那儿有一个郑姓男人，有三个儿子，他分别给这三个儿子起名叫郑爱国、郑爱民、郑爱党，*的时候，有人把他给儿子起的这三个名子连起来一读却是：爱----国----民-----党。共产党说他反动，于是就被共产党给毙了！
刘招华说，可是，巧得很，他的儿子郑爱党严打时也被捎上了，那时我刚当法警，郑爱党便是我执行的第一个死刑犯……
他也许是想说，制毒贩毒并不比他为我党做的一些事更邪恶。。如果他执行的第一个犯人不是这么个制度的牺牲品，而是真正罪大恶极的，他会不会彻底泯灭良心，坚定走上制毒道路？
美国的死刑枪决是这样执行的：
五名自願參與執行死刑、身分保密的警官組成行刑隊，以隨機方式每人領取一枝點30口徑的步槍，其中一枝裝填的是空包彈，因此行刑隊成員沒人知道是誰開出送賈德納「上路」的那一槍。行刑隊與賈德納相距約八公尺，中間有道牆，牆上挖了個洞，位置與賈德納的心臟相當，並有白色標靶。
美国的枪决程序比较顾及人性。虽然杀的是真正该死的，还是要做到五枪四弹，给每个执行枪决的人都留有自我安慰的余地。让他们在灵魂脆弱的时候不会被负罪感压垮，也不会因为手上沾了血而索性做不义之事。
刘招华被捕以后，央视某套节目通过审讯他的警察问他这个问题：
"刘招华，你过去是当法警的，怎么后来就走上了制冰这条路的？"
刘招华头脑的反应相当机敏，他马上反驳说，这个问题不可以这么问。我当法警跟制冰从来就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法警就一定会走上制冰之路？那当法警的多了！所以我要说，当法警是当法警，制冰是制冰。制冰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跟当法警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话是这样说，他作为待审的犯人，当然不可能说做法警导致道德感尽失索性开始制冰，那样是找死。但是作为旁观者，应该看得明白，制冰跟做共产党的打手，有时真的不好说哪个更缺德一点。坏的制度造就坏的人性，坏的人性又用更坏的制度去镇压，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是站在镇压的一方还是被镇压的一方，都是牺牲品。要打破恶性循环，就要接受符合现代文明的道德系统，改变粗暴没有人性的管理制度和愚民教育。这些，共产党能做到吗？
Thursday, June 17, 2010
Wednesday, June 16, 2010
转载：长篇五毛文学《李鹏日记》观后感
by 推倒柏林墙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看到很多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的评论，包括“李鹏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把屎搅匀了拉更多人下水”甚至于“防止将来子女被清算”，仿佛李鹏同志已经意识到共产党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正在向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摇尾乞怜。恕我眼拙，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没有看出一丝忏悔之情，李总在书中不仅勇敢的承认“老子就是干了”，而且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你们丫就是欠干”，在他眼里既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责任”，自然也就没有“推卸”的必要了。
统治者的思维方式跟被统治者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罪大恶极违反人伦的事情，在对方眼里很可能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指出邓小平才是主要的决策者，还描写大量官员对事件的看法，不过是在陈述基本的事实而已，由此就能联想到李总已经开始考虑身后清算的问题，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一点。在这类评论的影响下，我是带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先入观点去看这本书的，结果却失望的发现这只是一本长篇五毛文学，里面的部分章节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日报对六四事件的宣传样板，书中那些三四十年不变的遣词造句看得我哈欠连天。它之所以不可以在大陆被出版，并不是因为披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闻，只不过是官方出于他们所谓“维稳”的一贯需要，不愿意再引发人们对六四的关注而已。
但此书也不能说就全无阅读价值了。在中国，庙堂和江湖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所谓的“高层政治”在民间颇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而这类领导人的日记无疑能把政治重新拉回人间，帮助人们审视自己国家主人的身份。如果说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告诉了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是如何进行决策的，那么李鹏的《关键时刻》不仅印证了赵书中所写（只不过这种决策方式在赵紫阳看来是文革暴力传统的延续，在李鹏眼里则成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党内的这些官员是如何思考的。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李总似乎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4月17日人民日报不过是刊登了一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的照片，李鹏居然就从里面看出了险情，将其和四五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说人民日报这是“煽动献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六四事件确实是源于对胡耀邦的追悼，李鹏简直是神机妙算（当然，这段内容是李鹏后来补上去的，不能排除放马后炮的嫌疑）。但是他会朝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在我看来又是很不可思议的。民众去凭吊一下死去的国家领导人，这本来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为什么你李鹏就能联想到四五事件，就会担心引发动乱？当今的中国流行着一些观点，可以作为非常好的参照：“中国只要一民主，就会混乱，就会分裂”、“中国一旦枪支合法，社会就乱套了”。说这些话的人表面上是在反对民主制度和枪支合法化，其实从中你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社会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什么一民主就要混乱、分裂，你这不等于说是专制制度已经搞得中国人心思变吗；为什么民众一持有枪支社会就要乱套，你这不等于说是当今的中国已经民怨沸腾，大家就等着拿起武器去杀贪官城管开发商了吗？同样，为什么民众悼念一下胡耀邦社会就要动乱，这明摆着是说共产党的统治不得人心，胡耀邦的政策才更受欢迎吗。李鹏的这种观点，无论是当时就有还是十几年后才补上的，都可以表现出他内心深深的不自信，在他自己的眼里，政府当时的支持率已经快要赶上四人帮了。这个“动乱”倒还给他蒙对了，另一段则更加荒谬。学生向李鹏跪谏，李鹏居然认为这是“事前有预谋的”，是文革造反派的“惯用手法”。几个学生，向国家总理表达一点意见，居然能被他想得那么复杂，不能不让人感叹他的脆弱和敏感了。
我们的李总虽然在日记中频繁的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但他还是一口咬定中国共产党依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总路线依然伟大光辉正确。多数的“民主分裂论”者也有这个毛病，尽管他们的言行已经在不自觉中深深的出卖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他们已经用本能体察到了危机的存在，但你要他们直接开口承认中国的问题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多人站在广场上反对你，对李鹏他自己来说这一切现象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从这本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李鹏一赖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二赖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三赖赵紫阳居心叵测，四赖一小撮阴险狡诈，五赖暴徒心狠手辣，唯独最后开了枪的我党是被逼无奈，是为祖国之进步人民之福祉社会主义事业之前途而痛下杀手。正因他根本不从我党自身找原因（我党的错误顶多是未能防止胡赵此等叛徒混入党内），你会发现李鹏的一些观点和民间是完全对立的。民间普遍认为四二六社论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整个事件的焦点也因此转移到了对运动的定性问题上。而李鹏一边笔耕不缀的写今天哪里又有人上街了昨天又有哪个省政府被冲击了，一边多次反复强调四二六社论发布之后事态“明显的平息了”。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所谓国家领导对六四事件的认知竟然如此粗浅，但这又毫不令我惊讶。我相信李鹏同志不是有所保留，他的脑容量确实只有那么大；我更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政府内的普遍状况。人家美国人天天扛着标牌反政府，总统照样稳坐钓鱼台；咱们这边是防民如防贼，现在干脆连弹弓都要收缴了。而越是不自信的人，他就越是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李鹏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如果还能一五一十的反思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失误，那我反倒要觉得不可思议了。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六四中的一些具体技术细节。如今有不少人感慨说学生当年浪费了对话的机会，不然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话。你跪下来去求他，他都能认为你是在搞阴谋诡计，你还妄想坐下来去人格平等的跟他“对话”，那不是犯上作乱吗，难道非要把我党的官员全都吓得内分泌失调了，你才心满意足吗。现在我国还有那么一批人，在那儿鼓吹“渐进改良”、“自上而下的改革”、“非暴力不合作”，我只有四个字：放弃幻想。共产党早就已经被他们的恐惧蒙蔽了自己的理智，如今他们只剩下动物求生的本能，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去思考的理性。跟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只有用鞭子抽它才是正道。也正因为丧失思考能力，政府对眼前危机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他们虽然草木皆兵，但绝对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下台的问题，在他们眼里困难永远是暂时的，未来永远是美好的。这跟我国青年一边高喊中国前途无量，一边削尖了脑袋往国外跑是一样的原理。
从李鹏的日记来看，赵紫阳倒是党内少有的清醒人士，不仅能看清社论的实际影响，更明白民主制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学生说反官倒，他立刻提出从自己的儿子开始查起，不仅有头脑，而且有担待，李鹏这日记反倒是给赵紫阳加足分了。但你千万别以为那是李鹏的本意，那只是你站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所做出的误读。从李鹏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笔下的那个赵紫阳简直是罪大恶极，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全他妈的怪赵紫阳，明明是一场动乱，丫非要给我捣乱，就是因为他把事情搞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老子才不得不开了枪”。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李鹏才没有想把责任推给邓小平，他其实是想赞扬邓小平的英明和果敢。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把屎盆子扣到赵紫阳的头上，只不过大家智商不同不相为谋，未能充分领会李鹏同志的真实心意罢了。
再回头看李鹏自己，完全就是个二逼：“（赵紫阳）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机制有问题。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这段话一出，简直让人怀疑李鹏是小学生智商。事实上，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就在感慨，李鹏的水平居然还真就跟网上的爱国粪青差不多，这虽然符合逻辑上的推断和研究毛时代所得出的经验，但真亲眼看到了依然让我唏嘘不已。以他所掌握的史料，完全应该能做出比别人更深入的思考，可是他的大脑却紧跟官方的步调，跟机器直接压模出来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比一般的爱国粪青可能还更愚蠢一点。爱国粪青长期战斗在宣传阵地的第一线，被人骂多了自然与时俱进；我们李总就是再白痴，周围的人也会夸他天才，长此以往当然官能退化了。有人说现在的官员都是老古董，等80后掌权了中国的问题或许就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共产主义事业没有接班人的问题，想要建立个如此混蛋的政府只要这种水准就够了，后备人才简直多得是。而且我党还有一套机制可以把这些人才选上来，把赵紫阳这样的反动分子给筛下去。从李鹏的书里你可以看出，关键时刻党中央要你表态，大呼我党英明的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委，同意跟着组织走的人也前途无量，那种良心未泯、对镇压犹豫不决、要经过说服教育才能顾全大局的日后退居二线，至于赵紫阳这样敢跟党组织作对的，去你娘的，以后不带你玩了。我党的运转方式，就是把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拉上来，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玩“党内民主决议”，你跟着党走我就给你民主，不跟党走就直接把你给专政了，原来宪法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么一回事。
赵紫阳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不仅从自身开始反官倒，甚至愿意把四二六社论都算到自己头上，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情愿牺牲个人名誉，可惜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台阶都搭好了，有人就是不领情，非要最后搞得自己一屁股屎才开心，不能不让人感慨我党的短视和愚蠢。以前我时常会想，中国真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场民主大潮中，那么多国家完成了政改，连国民党反动派都浪子回头了，怎么偏偏就把中国给落下了？我们的人民如此懦弱，如此麻木，为什么偏偏摊上一个这么狡猾而韧命的执政党？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我党才是最低能的独裁者。他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共产党现在活得越久，今后死得就越惨。华盛顿主动放权，流芳百世；蒋经国幡然醒悟，一样受人尊崇。相同的历史机遇摆在中共的面前，他们却选择了跟人民作对，以人民的鲜血换取他们的苟延残喘。但中国究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极权政府总有一天是要滚蛋的。虽然我个人非常反对清算思维，但是在这个法官被泼了硫酸人民群众居然集体叫好的年代，今后要是不幸发生了什么人伦惨案，我也会非常识趣的站在一边旁观的。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看到很多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的评论，包括“李鹏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把屎搅匀了拉更多人下水”甚至于“防止将来子女被清算”，仿佛李鹏同志已经意识到共产党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正在向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摇尾乞怜。恕我眼拙，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没有看出一丝忏悔之情，李总在书中不仅勇敢的承认“老子就是干了”，而且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你们丫就是欠干”，在他眼里既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责任”，自然也就没有“推卸”的必要了。
统治者的思维方式跟被统治者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罪大恶极违反人伦的事情，在对方眼里很可能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指出邓小平才是主要的决策者，还描写大量官员对事件的看法，不过是在陈述基本的事实而已，由此就能联想到李总已经开始考虑身后清算的问题，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一点。在这类评论的影响下，我是带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先入观点去看这本书的，结果却失望的发现这只是一本长篇五毛文学，里面的部分章节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日报对六四事件的宣传样板，书中那些三四十年不变的遣词造句看得我哈欠连天。它之所以不可以在大陆被出版，并不是因为披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闻，只不过是官方出于他们所谓“维稳”的一贯需要，不愿意再引发人们对六四的关注而已。
但此书也不能说就全无阅读价值了。在中国，庙堂和江湖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所谓的“高层政治”在民间颇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而这类领导人的日记无疑能把政治重新拉回人间，帮助人们审视自己国家主人的身份。如果说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告诉了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是如何进行决策的，那么李鹏的《关键时刻》不仅印证了赵书中所写（只不过这种决策方式在赵紫阳看来是文革暴力传统的延续，在李鹏眼里则成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党内的这些官员是如何思考的。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李总似乎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4月17日人民日报不过是刊登了一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的照片，李鹏居然就从里面看出了险情，将其和四五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说人民日报这是“煽动献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六四事件确实是源于对胡耀邦的追悼，李鹏简直是神机妙算（当然，这段内容是李鹏后来补上去的，不能排除放马后炮的嫌疑）。但是他会朝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在我看来又是很不可思议的。民众去凭吊一下死去的国家领导人，这本来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为什么你李鹏就能联想到四五事件，就会担心引发动乱？当今的中国流行着一些观点，可以作为非常好的参照：“中国只要一民主，就会混乱，就会分裂”、“中国一旦枪支合法，社会就乱套了”。说这些话的人表面上是在反对民主制度和枪支合法化，其实从中你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社会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什么一民主就要混乱、分裂，你这不等于说是专制制度已经搞得中国人心思变吗；为什么民众一持有枪支社会就要乱套，你这不等于说是当今的中国已经民怨沸腾，大家就等着拿起武器去杀贪官城管开发商了吗？同样，为什么民众悼念一下胡耀邦社会就要动乱，这明摆着是说共产党的统治不得人心，胡耀邦的政策才更受欢迎吗。李鹏的这种观点，无论是当时就有还是十几年后才补上的，都可以表现出他内心深深的不自信，在他自己的眼里，政府当时的支持率已经快要赶上四人帮了。这个“动乱”倒还给他蒙对了，另一段则更加荒谬。学生向李鹏跪谏，李鹏居然认为这是“事前有预谋的”，是文革造反派的“惯用手法”。几个学生，向国家总理表达一点意见，居然能被他想得那么复杂，不能不让人感叹他的脆弱和敏感了。
我们的李总虽然在日记中频繁的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但他还是一口咬定中国共产党依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总路线依然伟大光辉正确。多数的“民主分裂论”者也有这个毛病，尽管他们的言行已经在不自觉中深深的出卖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他们已经用本能体察到了危机的存在，但你要他们直接开口承认中国的问题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多人站在广场上反对你，对李鹏他自己来说这一切现象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从这本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李鹏一赖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二赖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三赖赵紫阳居心叵测，四赖一小撮阴险狡诈，五赖暴徒心狠手辣，唯独最后开了枪的我党是被逼无奈，是为祖国之进步人民之福祉社会主义事业之前途而痛下杀手。正因他根本不从我党自身找原因（我党的错误顶多是未能防止胡赵此等叛徒混入党内），你会发现李鹏的一些观点和民间是完全对立的。民间普遍认为四二六社论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整个事件的焦点也因此转移到了对运动的定性问题上。而李鹏一边笔耕不缀的写今天哪里又有人上街了昨天又有哪个省政府被冲击了，一边多次反复强调四二六社论发布之后事态“明显的平息了”。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所谓国家领导对六四事件的认知竟然如此粗浅，但这又毫不令我惊讶。我相信李鹏同志不是有所保留，他的脑容量确实只有那么大；我更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政府内的普遍状况。人家美国人天天扛着标牌反政府，总统照样稳坐钓鱼台；咱们这边是防民如防贼，现在干脆连弹弓都要收缴了。而越是不自信的人，他就越是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李鹏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如果还能一五一十的反思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失误，那我反倒要觉得不可思议了。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六四中的一些具体技术细节。如今有不少人感慨说学生当年浪费了对话的机会，不然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话。你跪下来去求他，他都能认为你是在搞阴谋诡计，你还妄想坐下来去人格平等的跟他“对话”，那不是犯上作乱吗，难道非要把我党的官员全都吓得内分泌失调了，你才心满意足吗。现在我国还有那么一批人，在那儿鼓吹“渐进改良”、“自上而下的改革”、“非暴力不合作”，我只有四个字：放弃幻想。共产党早就已经被他们的恐惧蒙蔽了自己的理智，如今他们只剩下动物求生的本能，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去思考的理性。跟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只有用鞭子抽它才是正道。也正因为丧失思考能力，政府对眼前危机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他们虽然草木皆兵，但绝对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下台的问题，在他们眼里困难永远是暂时的，未来永远是美好的。这跟我国青年一边高喊中国前途无量，一边削尖了脑袋往国外跑是一样的原理。
从李鹏的日记来看，赵紫阳倒是党内少有的清醒人士，不仅能看清社论的实际影响，更明白民主制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学生说反官倒，他立刻提出从自己的儿子开始查起，不仅有头脑，而且有担待，李鹏这日记反倒是给赵紫阳加足分了。但你千万别以为那是李鹏的本意，那只是你站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所做出的误读。从李鹏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笔下的那个赵紫阳简直是罪大恶极，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全他妈的怪赵紫阳，明明是一场动乱，丫非要给我捣乱，就是因为他把事情搞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老子才不得不开了枪”。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李鹏才没有想把责任推给邓小平，他其实是想赞扬邓小平的英明和果敢。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把屎盆子扣到赵紫阳的头上，只不过大家智商不同不相为谋，未能充分领会李鹏同志的真实心意罢了。
再回头看李鹏自己，完全就是个二逼：“（赵紫阳）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机制有问题。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这段话一出，简直让人怀疑李鹏是小学生智商。事实上，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就在感慨，李鹏的水平居然还真就跟网上的爱国粪青差不多，这虽然符合逻辑上的推断和研究毛时代所得出的经验，但真亲眼看到了依然让我唏嘘不已。以他所掌握的史料，完全应该能做出比别人更深入的思考，可是他的大脑却紧跟官方的步调，跟机器直接压模出来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比一般的爱国粪青可能还更愚蠢一点。爱国粪青长期战斗在宣传阵地的第一线，被人骂多了自然与时俱进；我们李总就是再白痴，周围的人也会夸他天才，长此以往当然官能退化了。有人说现在的官员都是老古董，等80后掌权了中国的问题或许就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共产主义事业没有接班人的问题，想要建立个如此混蛋的政府只要这种水准就够了，后备人才简直多得是。而且我党还有一套机制可以把这些人才选上来，把赵紫阳这样的反动分子给筛下去。从李鹏的书里你可以看出，关键时刻党中央要你表态，大呼我党英明的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委，同意跟着组织走的人也前途无量，那种良心未泯、对镇压犹豫不决、要经过说服教育才能顾全大局的日后退居二线，至于赵紫阳这样敢跟党组织作对的，去你娘的，以后不带你玩了。我党的运转方式，就是把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拉上来，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玩“党内民主决议”，你跟着党走我就给你民主，不跟党走就直接把你给专政了，原来宪法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么一回事。
赵紫阳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不仅从自身开始反官倒，甚至愿意把四二六社论都算到自己头上，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情愿牺牲个人名誉，可惜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台阶都搭好了，有人就是不领情，非要最后搞得自己一屁股屎才开心，不能不让人感慨我党的短视和愚蠢。以前我时常会想，中国真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场民主大潮中，那么多国家完成了政改，连国民党反动派都浪子回头了，怎么偏偏就把中国给落下了？我们的人民如此懦弱，如此麻木，为什么偏偏摊上一个这么狡猾而韧命的执政党？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我党才是最低能的独裁者。他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共产党现在活得越久，今后死得就越惨。华盛顿主动放权，流芳百世；蒋经国幡然醒悟，一样受人尊崇。相同的历史机遇摆在中共的面前，他们却选择了跟人民作对，以人民的鲜血换取他们的苟延残喘。但中国究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极权政府总有一天是要滚蛋的。虽然我个人非常反对清算思维，但是在这个法官被泼了硫酸人民群众居然集体叫好的年代，今后要是不幸发生了什么人伦惨案，我也会非常识趣的站在一边旁观的。
Tuesday, June 15, 2010
Wednesday, June 9, 2010
改朝换代：中国式暴力民主？
中国人不是不需要民主，每一个封建王朝的腐败堕落，都是缺乏民主监督的结果。在欧洲现代文明入侵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徘徊在现代化的门外，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制度。现在中国是什么？高级封建帝王术+初级现代生产力。和过去一样，腐败堕落，国富民弱，民不聊生，人心思变，天朝衰落的这几个步骤大概是无可避免的。在革命家看来，这些是所谓‘转折的前奏’。
中国人总是把问题积累到活不下去，才想到要揭竿而起。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能说这不是在追求一种高贵的理念，一种人性中光辉的东西？但因为总是逼到无路可走才反抗，没有计划的努力经常会失败。几千年来中国给老百姓灌输的是理念是‘民主是祸水’，让老百姓相信，民主的例子一开，轻则社会动荡，重则生灵涂炭，反正倒霉的是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就很听话，相信没有政府早就乱了。不但自己不要民主，还会主动排挤打压那些要民主的，说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别理他们，他们只是为自己出风头，谋利益什么的。
人如果永远不反抗会是什么结果？人会变成有效率的机器人，或者圈养的牲口，要杀要砍，任凭主子高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果成功了，一般来说会建立一个短时间内比较廉明，比较合乎人性的政府。所以只能说造反是人被逼到一定程度时，压抑的人性被唤醒后一种爆发式表达。民主思想其实就是就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是人渴望主宰自己命运，不愿任人宰割，不肯听天由命的本性。这种想法本身无所谓邪恶还是高尚，它能激发人的智慧，勇气，创造力，合作等等优秀的品质，也伴随强烈的自我意识，自私，控制欲，投机等负面效应。西方文明看到这种天性中宝贵的一面，尽力维护个人自由，认真探索怎样在社会中理性地表达这种天性，不损害他人权益。而东方文明倾向于压抑这种天性，把‘掌握自身命运’视为对集体的叛逆。所以中国人更应该了解民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让民主真正成为自身的价值观，建立制度来保障民主权利，而且学会不滥用民主谋取不当利益。如果认为不需要民主权利，就会一次次被逼到生死关头，然后不得不采取暴力对抗的形式。暴力对抗，成功率不高，代价惨重。最关键的是，如果中国人‘民主是祸水’的观念普遍没改，就会在短暂的人性解放之后，再一次陷入历史悲惨的轮回。
中国人总是把问题积累到活不下去，才想到要揭竿而起。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能说这不是在追求一种高贵的理念，一种人性中光辉的东西？但因为总是逼到无路可走才反抗，没有计划的努力经常会失败。几千年来中国给老百姓灌输的是理念是‘民主是祸水’，让老百姓相信，民主的例子一开，轻则社会动荡，重则生灵涂炭，反正倒霉的是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就很听话，相信没有政府早就乱了。不但自己不要民主，还会主动排挤打压那些要民主的，说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别理他们，他们只是为自己出风头，谋利益什么的。
人如果永远不反抗会是什么结果？人会变成有效率的机器人，或者圈养的牲口，要杀要砍，任凭主子高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果成功了，一般来说会建立一个短时间内比较廉明，比较合乎人性的政府。所以只能说造反是人被逼到一定程度时，压抑的人性被唤醒后一种爆发式表达。民主思想其实就是就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是人渴望主宰自己命运，不愿任人宰割，不肯听天由命的本性。这种想法本身无所谓邪恶还是高尚，它能激发人的智慧，勇气，创造力，合作等等优秀的品质，也伴随强烈的自我意识，自私，控制欲，投机等负面效应。西方文明看到这种天性中宝贵的一面，尽力维护个人自由，认真探索怎样在社会中理性地表达这种天性，不损害他人权益。而东方文明倾向于压抑这种天性，把‘掌握自身命运’视为对集体的叛逆。所以中国人更应该了解民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让民主真正成为自身的价值观，建立制度来保障民主权利，而且学会不滥用民主谋取不当利益。如果认为不需要民主权利，就会一次次被逼到生死关头，然后不得不采取暴力对抗的形式。暴力对抗，成功率不高，代价惨重。最关键的是，如果中国人‘民主是祸水’的观念普遍没改，就会在短暂的人性解放之后，再一次陷入历史悲惨的轮回。
Tuesday, June 8, 2010
预测未来
人民币会升值，出口经济会受挫，失业率增高，钱不好赚了。但同时物价疯长，失业加上货币贬值会让大多数人回归赤贫。房地产的泡沫倒是不一定会破掉，只不过破不破跟普通人无关了。随着经济危机，有自己房子的人会越来越少，只要房产税在‘合理限度内’，房子和其他社会资源一样，最终会被少数人控制。
估计过几年wto保护期一过，八国联军又一次在经济利益上瓜分中国。中国人会发现辛辛苦苦积攒的房子，票子嗖一下子不见了大半，大富变小富，小富变破落户，原来的破落户，说不定就变成随时会造反的暴民了。到那时候中国就该乱了，撑不住的话就该垮了。共产党会努力‘改革’，然后推几个倒霉蛋出来背黑锅，个人以为未来的总理李克强很具备这个潜质。（克强千万别恨我，没上任就看衰你，谁让你这么多年扮的都是给人擦屁股的角色，要有舍小我的精神这个你懂的）。总之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共产党会像晚清政府一样没得救。用不着什么选举，新一代领袖自然会出现。那将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改朝换代是迟早的事。至于说改朝换代需要多久，流多少血，这要看两个因素。如果一，共产党比较有良心，二，新的领袖够强大，人民可以少走点弯路，少流点血。可是凭共产党这么多年努力地打压异己，洗脑那么成功，没有洗过脑的神志清醒的未来领袖，估计现在还在婴儿车里。中国人还有的是痛苦的弯路要走。
兴勃亡忽，这个文绉绉的词儿总让我联想到一句俗话，墙倒众人推。如果你认为这怎么可能呢，天朝盛世还长久得很，党的统治牢固得很，那么恭喜，到时候你可能就是最最痛恨共产党，最希望它早死早超生的一批。为什么？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坚信党能搞定一切，以此规划你的生活，投入你有限的的资源，期望着不算美好但可以忍受的未来，可党突然什么也不管了，丢给你一个你没法左右的巨大的烂摊子，告诉你这不是党的错，你的生活却从此一落千丈，你会怎样？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倒霉，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命苦不能怪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可是如果你抬头一看，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绝望没有出路的人，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你自己出了问题？
不要问我为什么有这样怪异的想法，去看看历史书，想想现在的共产党更像打天下时期的共产党还是丢天下时期的国民党，还是北洋时期的清政府；把胡总每天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大声读出来，你会发现自己的声音多么虚弱，大脑多么空白。
估计过几年wto保护期一过，八国联军又一次在经济利益上瓜分中国。中国人会发现辛辛苦苦积攒的房子，票子嗖一下子不见了大半，大富变小富，小富变破落户，原来的破落户，说不定就变成随时会造反的暴民了。到那时候中国就该乱了，撑不住的话就该垮了。共产党会努力‘改革’，然后推几个倒霉蛋出来背黑锅，个人以为未来的总理李克强很具备这个潜质。（克强千万别恨我，没上任就看衰你，谁让你这么多年扮的都是给人擦屁股的角色，要有舍小我的精神这个你懂的）。总之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共产党会像晚清政府一样没得救。用不着什么选举，新一代领袖自然会出现。那将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改朝换代是迟早的事。至于说改朝换代需要多久，流多少血，这要看两个因素。如果一，共产党比较有良心，二，新的领袖够强大，人民可以少走点弯路，少流点血。可是凭共产党这么多年努力地打压异己，洗脑那么成功，没有洗过脑的神志清醒的未来领袖，估计现在还在婴儿车里。中国人还有的是痛苦的弯路要走。
兴勃亡忽，这个文绉绉的词儿总让我联想到一句俗话，墙倒众人推。如果你认为这怎么可能呢，天朝盛世还长久得很，党的统治牢固得很，那么恭喜，到时候你可能就是最最痛恨共产党，最希望它早死早超生的一批。为什么？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坚信党能搞定一切，以此规划你的生活，投入你有限的的资源，期望着不算美好但可以忍受的未来，可党突然什么也不管了，丢给你一个你没法左右的巨大的烂摊子，告诉你这不是党的错，你的生活却从此一落千丈，你会怎样？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倒霉，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命苦不能怪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可是如果你抬头一看，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绝望没有出路的人，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你自己出了问题？
不要问我为什么有这样怪异的想法，去看看历史书，想想现在的共产党更像打天下时期的共产党还是丢天下时期的国民党，还是北洋时期的清政府；把胡总每天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大声读出来，你会发现自己的声音多么虚弱，大脑多么空白。
Monday, June 7, 2010
李鹏六四日记（一）
前言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主义者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两手都要硬”，而是改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较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致使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国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友多次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好，局势越乱越好，甚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事态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他们放了一条生路。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以及从外地进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李 鹏
2003年12月6日初稿
目 录
前言……………………………………………………（1）
第 一 章
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胡耀邦逝世………………………………………………（2）
冲击新华门………………………………………………（9）
赵紫阳出访朝鲜…………………………………………（21）
这是一场动乱……………………………………………（29）
四·二六社论……………………………………………（34）
闹事学生大游行…………………………………………（39）
中共再次激烈争论………………………………………（49）
第二章
再次点燃将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不讲“反自由化”………………………………………（59）
煽风点火火上浇油……………………………………（61）
发动新闻界扩大动乱…………………………………（71）
要害是夺权……………………………………………（78）
对话破裂绝世开始……………………………………（88）
中苏关系正常化………………………………………（91）
第 三 章
北 京 戒 严
（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100）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108）
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116）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125）
向中顾委谈动乱…………………………………………（163）
酝酿新常委的组成………………………………………（184）
第 四 章
从动乱到暴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国务院座谈会……………………………………………（190）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203）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206）
上海未动用军队…………………………………………（211）
告全国人民书……………………………………………（213）
西方对我施压……………………………………………（219）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224）
第 五 章
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的诞生
（1989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建立第三代领导核心……………………………………（246）
政治局扩大会议…………………………………………（250）
支持动乱，分裂党………………………………………（255）
四中全会召开……………………………………………（267）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69）
后 记…………………………………………………（276）
第一章
------------------------------------------------------
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内容提要】
第一章记述了从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国所发生的事件。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了学潮，学潮很快发展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4月25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也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学们开展了多次对话，使得学潮和动乱开始缓和并可能逐渐平息下去。尽管在5月4日中国青年节，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再次举行了游行，但是游行组织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已感到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布：“从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复课。”这个宣告就是这次学潮即将告一段落的重要标志。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让外交部向北京何时，胡去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说“感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下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月17日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经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教师待遇偏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改革，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
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4月19日
温家宝来电话，说李昭表态，治丧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进行，就是不再坚持“只搞告别，不搞追悼会”的意见。
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晚，形势又紧张起来。去天安门的人比昨天还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态度应硬起来。晚11时半，我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
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安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
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单曲天安门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此处可能有几行未扫描到）事的行动口号和纲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全文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抓紧印刷，要赶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发至北京。
4月20日
上午，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赵说，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赵提议悼词中增加”胡对干部年轻化的贡献“。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我说，性质正发生变化，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党要旗帜鲜明指出真相，把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我的意见并没有为赵重视。
上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点我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被采纳。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案。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栏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除了问题，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只要不高打砸抢，就不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字啊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下午，我找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来谈话。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年规划时，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到十分为难。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1988年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邓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时就不点名地流露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五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客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4月21日
晚7时，召开常委碰头会，讨论悼词。
晚8时许，5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使原来交通管制计划无法进行。次日晨3时，预订的清场也无法进行，只能与学生谈判，要他们向东移动，空出天安门东侧的汽车通道。学生答应了。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血。
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晚上8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XX答应了，空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前月30米宽的XXXX。
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借吊祭胡耀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经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
上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进行，杨尚昆同志主持，赵紫阳同志致悼词。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向李昭同志表达亲切慰问。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我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密切注视耀邦同志的灵车一路行动情况。当得知灵车一路安全通过长安街，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遗体火化后，我才放下心来。
今天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防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告中央称,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持社会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作为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训,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生组织”，“朝着‘全国团结学生会’方向发展”.
赵紫阳出访朝鲜
4月23日
11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下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2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后面的没有扫描）
4月24日
早上听“美国之音”（偷听敌台？），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自由。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占领广播室，有的要夺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形势。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天电报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作。
下午5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他建议开常委会。
晚8时，常委碰头会是关键的一次会议。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形势严峻，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北京市委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我们就能发动群众，挽回局势。组织上，通过乔、胡、李铁映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第一线处理学潮。
接小平同志电话，明天上午10时去见他。
据可靠消息反映，追悼会结束后，赵下午就去打高尔夫球，真是放得下心。
“美国之音”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北京学生为抗议警察“施暴”而举行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给学生打气之意。日本产经新闻也为之呐喊，说什么这是“群众性反体制运动”，在东欧捷克、匈牙利发生过，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大加渲染，如科技日报登载《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赞扬学生在追悼会前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长篇报道。
中央给各地党委的电报已于昨天发出，人民日报也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化悲痛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就会给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可乘之机，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但是中央所有这些措施都跟不上形势了。事态发展很快，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学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8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影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11时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时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警卫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会结束，下午赵紫阳就去郊区打高尔夫球。由此可见，他对耀邦同志是毫无感情而言。对全国乱哄哄的局势，他却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议，也发人深思。（偶不知所云）
这是一场动乱
4月25日
10时，去小平同志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
中午，我根据笔记口授秘书，把邓的谈话要点整理出来了。下午3时，我再次召集常委碰头会，传达邓的指示。决定三大系统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传达常委会精神和邓指示精神。
秘书和警卫都劝我抓紧休息，不然难以持久。陈云也让许永跃打电话，要我注意休息。
小平同志家住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的米粮库胡同，是一座前后各有一个小院子的西式单层房子，离中南海只有5分钟的汽车路程。
10时，我和尚昆去小平同志处。（这人讲话真是啰嗦）小平同志听完我和尚昆同志关于昨天常委碰头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要采取的对策的汇报后，讲了一篇极有分量的话。以下是小平同志的讲话
要点：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了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精神污染，20几天就丢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把动乱引到中学中去，稳定中学十分重要。他们会鼓动娃娃起来闹的。工人是稳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农民没有问题。还要注意稳定社会其他各个方面。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是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的行动。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见是对的。中央的态态度要明确，明确了他们才好办事。
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争取抓紧立法。（这个人真是阴险）他们现在就利用宪法中的集会、游行权利来和我们斗。北京不是有个“十条”吗？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约束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争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然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我对布什说，如果中国允许搞游行，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360天，天天都会有游行，这怎么能稳定呢？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出现“团结学生会”，就宣布解散。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乱，把中国的希望搞成泡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甚至毁于一旦。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喝茶？）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罢课的6万学生中，不少是被胁从的，被阻碍不让上课的。他们搞的纠察队是非法的。我们要支持那些没有卷入的学生。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现了“团结学生会”，要坚决采取措施，先警告，让他们自己解散，不服从就取缔。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一些人诚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吴祖光是第一批挨整的。
这次治丧活动处理是好的。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小平同志的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未处理当前复杂的局面指明了方向。
下午3时，我立即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等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昆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李鹏同志传达邓的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常委会一致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小平同志今天的谈话的记录稿和4月24日晚常委会纪要。由温家宝同志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
傍晚，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我当即表示同意。我同时授权给温家宝同志，中央办公厅整理邓的那篇谈话稿时，你们认为哪些问题敏感，就先不往下传达。由于避免了争论，就争取了时间，两个传达稿很快发出了。按照常委会的分工，中央系统是由乔石，国务院系统是由田纪云，北京市系统是由李锡铭同志分别传达的。三大系统的传达都在25日晚间进行完毕。北京市因为身处第一线，在传达时还主动扩大到区县局级干部。为了落实小平同志要给吴祖光、于光远、苏绍智、胡绩伟这些人打个招呼的指示，则由阎明复同志去办。这次常委碰头会还写了纪要，赵紫阳的秘书×彤（原文不清楚）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由我签发，把24日常委会纪要和小平同志讲话记录稿密传到平壤，送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
下午，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匈牙利副总理迈杰什·彼得。我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说：“中国不搞多党制”，“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还说：“价格改革非进行不可，但步子不能走得太快”，“中国虽然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改变”。这是学潮发生以来，我第一次会见的外国重要客人，借此机会表明了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当前时局的看法。
以后才知道，党内支持学潮的人也不甘寂寞，就在4月22日晚上，与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同时，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根据赵紫阳临走时交待的意见，邀集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从学潮一开始，赵就把学生闹事当做他确保和巩固自认为岌岌可危的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小人）
今天下午北大学生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声称“只要不达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打电话称，北大、清华已罢课，你们交大情况如何？长沙中南工业大学一张大字报称：“解放后四十年是腐败的四十年”，扬言“要成立新的政党代替中共统治”。
四·二六社论
4月26日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胡启立和曾建徽来，送审一个电视新闻，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澄清我为什么没有接见学生的问题。新闻片软弱无力，我没有同意发表。
江泽民同志下令对经济导报进行停刊整顿，钦本立停职。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动动乱》（错别字真多）的社论。《社论》是胡启立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组织有关同志起草的。由于“四·二六”社论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故将这篇《社论》全文转录如下：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道道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学生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治，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制度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的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不坚决的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社论》在昨晚由新华社发表后，全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今天下午又召开了万人大会，李锡铭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上海动作更快，今天上午就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江泽民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前几天，在北京市街头出现的闹事学生小分队，今天不敢再出来活动了，街头的小字报已被清除。
我把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小平同志4月25日谈话要点稿，于昨晚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同时还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写了一封信：
瑞林同志：
小平同志谈话要点已整理出来。昨天已传达到常委及中央党政和北京市系统的负责同志。现把谈话要点送上，请送小平同志审阅。
李鹏
今天上午，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和圈阅了他的谈话记录稿，王瑞林把文稿退给我。王瑞林还写了几句话：“送小平同志看过，作了修改（用铅笔）。”小平同志对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注：以上哪些是黑体的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心人能仔细分辨一下，我眼神实在不好...）
下午，胡启立和曾建徽同志来见我，他们带来一个电视新闻片，内容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来澄清李鹏总理为什么不接见学生代表。该片就事论事软弱无力，不能说明问题。这本来就是动乱分子策划的一个骗局，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我没有同意发表这样一个新闻片。
上海市委贯彻小平同志讲话很得力，江泽民同志亲自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自由化倾向一向比较明显，他们准备在最近出版的一期报纸上，用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一批知名人士在“胡耀邦逝世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多是宣传自由化思想，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极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江泽民同志亲自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汪道涵同志作为导报的名誉理事长，也一同参加规劝钦本立停止发行该期。钦本立一方面同意停发，一方面又提前印出发行。海外电台对此大肆加以渲染，说导报被没收或查封，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上海市委指出，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市委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徒劳的，动摇不了我们推护安定团结的决心。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晚11时，“北京高校临时联合会”发出通知，25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亚洲华尔街报刊登方励之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
今天还接到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发来的电报，他是看了中央给他的两份电报，即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和25日小平同志谈话记录稿后回电的。以下是赵紫阳的回电：
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于平壤
闹事学生大游行
4月27日
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
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晚9时后，我的大琳乘车返万寿路，在复兴门遇到学生阻碍，司机灵机一动绕道南行。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赵留江和杨晓东下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僧呢个“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6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
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
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
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上午9是，我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全国第三次环保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下午3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据了解，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对话，在学校、机关、企业、军队和一般家庭都从电视中收看了袁木、何东昌以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与学生的对话的实况转播，并成为中心话题。关于对话，总的反映是好的。从对话中，许多人了解到党和政府对当前局势，对学生提出许多问题的态度。大家在评价对话时，认为政府方面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美国世界日报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社会”，“美国不论官方或国会、舆论界都深恐这次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受到镇压”。
5月2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主义者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两手都要硬”，而是改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较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致使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国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友多次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好，局势越乱越好，甚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事态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他们放了一条生路。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以及从外地进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李 鹏
2003年12月6日初稿
目 录
前言……………………………………………………（1）
第 一 章
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胡耀邦逝世………………………………………………（2）
冲击新华门………………………………………………（9）
赵紫阳出访朝鲜…………………………………………（21）
这是一场动乱……………………………………………（29）
四·二六社论……………………………………………（34）
闹事学生大游行…………………………………………（39）
中共再次激烈争论………………………………………（49）
第二章
再次点燃将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不讲“反自由化”………………………………………（59）
煽风点火火上浇油……………………………………（61）
发动新闻界扩大动乱…………………………………（71）
要害是夺权……………………………………………（78）
对话破裂绝世开始……………………………………（88）
中苏关系正常化………………………………………（91）
第 三 章
北 京 戒 严
（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100）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108）
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116）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125）
向中顾委谈动乱…………………………………………（163）
酝酿新常委的组成………………………………………（184）
第 四 章
从动乱到暴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国务院座谈会……………………………………………（190）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203）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206）
上海未动用军队…………………………………………（211）
告全国人民书……………………………………………（213）
西方对我施压……………………………………………（219）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224）
第 五 章
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的诞生
（1989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建立第三代领导核心……………………………………（246）
政治局扩大会议…………………………………………（250）
支持动乱，分裂党………………………………………（255）
四中全会召开……………………………………………（267）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69）
后 记…………………………………………………（276）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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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内容提要】
第一章记述了从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国所发生的事件。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了学潮，学潮很快发展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4月25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也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学们开展了多次对话，使得学潮和动乱开始缓和并可能逐渐平息下去。尽管在5月4日中国青年节，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再次举行了游行，但是游行组织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已感到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布：“从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复课。”这个宣告就是这次学潮即将告一段落的重要标志。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让外交部向北京何时，胡去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说“感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下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月17日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经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教师待遇偏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改革，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
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4月19日
温家宝来电话，说李昭表态，治丧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进行，就是不再坚持“只搞告别，不搞追悼会”的意见。
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晚，形势又紧张起来。去天安门的人比昨天还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态度应硬起来。晚11时半，我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
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安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
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单曲天安门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此处可能有几行未扫描到）事的行动口号和纲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全文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抓紧印刷，要赶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发至北京。
4月20日
上午，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赵说，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赵提议悼词中增加”胡对干部年轻化的贡献“。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我说，性质正发生变化，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党要旗帜鲜明指出真相，把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我的意见并没有为赵重视。
上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点我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被采纳。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案。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栏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除了问题，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只要不高打砸抢，就不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字啊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下午，我找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来谈话。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年规划时，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到十分为难。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1988年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邓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时就不点名地流露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五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客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4月21日
晚7时，召开常委碰头会，讨论悼词。
晚8时许，5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使原来交通管制计划无法进行。次日晨3时，预订的清场也无法进行，只能与学生谈判，要他们向东移动，空出天安门东侧的汽车通道。学生答应了。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血。
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晚上8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XX答应了，空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前月30米宽的XXXX。
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借吊祭胡耀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经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
上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进行，杨尚昆同志主持，赵紫阳同志致悼词。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向李昭同志表达亲切慰问。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我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密切注视耀邦同志的灵车一路行动情况。当得知灵车一路安全通过长安街，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遗体火化后，我才放下心来。
今天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防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告中央称,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持社会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作为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训,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生组织”，“朝着‘全国团结学生会’方向发展”.
赵紫阳出访朝鲜
4月23日
11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下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2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后面的没有扫描）
4月24日
早上听“美国之音”（偷听敌台？），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自由。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占领广播室，有的要夺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形势。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天电报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作。
下午5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他建议开常委会。
晚8时，常委碰头会是关键的一次会议。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形势严峻，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北京市委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我们就能发动群众，挽回局势。组织上，通过乔、胡、李铁映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第一线处理学潮。
接小平同志电话，明天上午10时去见他。
据可靠消息反映，追悼会结束后，赵下午就去打高尔夫球，真是放得下心。
“美国之音”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北京学生为抗议警察“施暴”而举行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给学生打气之意。日本产经新闻也为之呐喊，说什么这是“群众性反体制运动”，在东欧捷克、匈牙利发生过，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大加渲染，如科技日报登载《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赞扬学生在追悼会前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长篇报道。
中央给各地党委的电报已于昨天发出，人民日报也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化悲痛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就会给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可乘之机，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但是中央所有这些措施都跟不上形势了。事态发展很快，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学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8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影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11时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时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警卫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会结束，下午赵紫阳就去郊区打高尔夫球。由此可见，他对耀邦同志是毫无感情而言。对全国乱哄哄的局势，他却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议，也发人深思。（偶不知所云）
这是一场动乱
4月25日
10时，去小平同志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
中午，我根据笔记口授秘书，把邓的谈话要点整理出来了。下午3时，我再次召集常委碰头会，传达邓的指示。决定三大系统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传达常委会精神和邓指示精神。
秘书和警卫都劝我抓紧休息，不然难以持久。陈云也让许永跃打电话，要我注意休息。
小平同志家住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的米粮库胡同，是一座前后各有一个小院子的西式单层房子，离中南海只有5分钟的汽车路程。
10时，我和尚昆去小平同志处。（这人讲话真是啰嗦）小平同志听完我和尚昆同志关于昨天常委碰头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要采取的对策的汇报后，讲了一篇极有分量的话。以下是小平同志的讲话
要点：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了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精神污染，20几天就丢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把动乱引到中学中去，稳定中学十分重要。他们会鼓动娃娃起来闹的。工人是稳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农民没有问题。还要注意稳定社会其他各个方面。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是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的行动。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见是对的。中央的态态度要明确，明确了他们才好办事。
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争取抓紧立法。（这个人真是阴险）他们现在就利用宪法中的集会、游行权利来和我们斗。北京不是有个“十条”吗？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约束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争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然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我对布什说，如果中国允许搞游行，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360天，天天都会有游行，这怎么能稳定呢？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出现“团结学生会”，就宣布解散。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乱，把中国的希望搞成泡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甚至毁于一旦。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喝茶？）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罢课的6万学生中，不少是被胁从的，被阻碍不让上课的。他们搞的纠察队是非法的。我们要支持那些没有卷入的学生。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现了“团结学生会”，要坚决采取措施，先警告，让他们自己解散，不服从就取缔。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一些人诚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吴祖光是第一批挨整的。
这次治丧活动处理是好的。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小平同志的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未处理当前复杂的局面指明了方向。
下午3时，我立即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等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昆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李鹏同志传达邓的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常委会一致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小平同志今天的谈话的记录稿和4月24日晚常委会纪要。由温家宝同志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
傍晚，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我当即表示同意。我同时授权给温家宝同志，中央办公厅整理邓的那篇谈话稿时，你们认为哪些问题敏感，就先不往下传达。由于避免了争论，就争取了时间，两个传达稿很快发出了。按照常委会的分工，中央系统是由乔石，国务院系统是由田纪云，北京市系统是由李锡铭同志分别传达的。三大系统的传达都在25日晚间进行完毕。北京市因为身处第一线，在传达时还主动扩大到区县局级干部。为了落实小平同志要给吴祖光、于光远、苏绍智、胡绩伟这些人打个招呼的指示，则由阎明复同志去办。这次常委碰头会还写了纪要，赵紫阳的秘书×彤（原文不清楚）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由我签发，把24日常委会纪要和小平同志讲话记录稿密传到平壤，送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
下午，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匈牙利副总理迈杰什·彼得。我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说：“中国不搞多党制”，“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还说：“价格改革非进行不可，但步子不能走得太快”，“中国虽然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改变”。这是学潮发生以来，我第一次会见的外国重要客人，借此机会表明了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当前时局的看法。
以后才知道，党内支持学潮的人也不甘寂寞，就在4月22日晚上，与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同时，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根据赵紫阳临走时交待的意见，邀集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从学潮一开始，赵就把学生闹事当做他确保和巩固自认为岌岌可危的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小人）
今天下午北大学生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声称“只要不达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打电话称，北大、清华已罢课，你们交大情况如何？长沙中南工业大学一张大字报称：“解放后四十年是腐败的四十年”，扬言“要成立新的政党代替中共统治”。
四·二六社论
4月26日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胡启立和曾建徽来，送审一个电视新闻，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澄清我为什么没有接见学生的问题。新闻片软弱无力，我没有同意发表。
江泽民同志下令对经济导报进行停刊整顿，钦本立停职。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动动乱》（错别字真多）的社论。《社论》是胡启立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组织有关同志起草的。由于“四·二六”社论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故将这篇《社论》全文转录如下：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道道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学生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治，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制度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的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不坚决的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社论》在昨晚由新华社发表后，全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今天下午又召开了万人大会，李锡铭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上海动作更快，今天上午就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江泽民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前几天，在北京市街头出现的闹事学生小分队，今天不敢再出来活动了，街头的小字报已被清除。
我把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小平同志4月25日谈话要点稿，于昨晚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同时还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写了一封信：
瑞林同志：
小平同志谈话要点已整理出来。昨天已传达到常委及中央党政和北京市系统的负责同志。现把谈话要点送上，请送小平同志审阅。
李鹏
今天上午，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和圈阅了他的谈话记录稿，王瑞林把文稿退给我。王瑞林还写了几句话：“送小平同志看过，作了修改（用铅笔）。”小平同志对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注：以上哪些是黑体的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心人能仔细分辨一下，我眼神实在不好...）
下午，胡启立和曾建徽同志来见我，他们带来一个电视新闻片，内容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来澄清李鹏总理为什么不接见学生代表。该片就事论事软弱无力，不能说明问题。这本来就是动乱分子策划的一个骗局，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我没有同意发表这样一个新闻片。
上海市委贯彻小平同志讲话很得力，江泽民同志亲自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自由化倾向一向比较明显，他们准备在最近出版的一期报纸上，用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一批知名人士在“胡耀邦逝世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多是宣传自由化思想，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极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江泽民同志亲自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汪道涵同志作为导报的名誉理事长，也一同参加规劝钦本立停止发行该期。钦本立一方面同意停发，一方面又提前印出发行。海外电台对此大肆加以渲染，说导报被没收或查封，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上海市委指出，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市委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徒劳的，动摇不了我们推护安定团结的决心。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晚11时，“北京高校临时联合会”发出通知，25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亚洲华尔街报刊登方励之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
今天还接到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发来的电报，他是看了中央给他的两份电报，即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和25日小平同志谈话记录稿后回电的。以下是赵紫阳的回电：
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于平壤
闹事学生大游行
4月27日
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
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晚9时后，我的大琳乘车返万寿路，在复兴门遇到学生阻碍，司机灵机一动绕道南行。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赵留江和杨晓东下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僧呢个“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6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
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
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
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上午9是，我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全国第三次环保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下午3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据了解，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对话，在学校、机关、企业、军队和一般家庭都从电视中收看了袁木、何东昌以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与学生的对话的实况转播，并成为中心话题。关于对话，总的反映是好的。从对话中，许多人了解到党和政府对当前局势，对学生提出许多问题的态度。大家在评价对话时，认为政府方面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美国世界日报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社会”，“美国不论官方或国会、舆论界都深恐这次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受到镇压”。
5月2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
李鹏六四日记（二）
第二章
再次点燃及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内容提要】
第二章记述了从5月3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发生的动乱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全国的情况。本来，自邓小平同志4月25日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肯定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组织动员起来，采取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人与生代表对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月4日，在北京的学生虽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这标志着混乱局势可能缓和下来。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6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月15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
不讲"反自由化"
5月3日
【黑体】上午，去办公室商量本周的日程。十天来，忙于学生事，正常工作耽误了一些。本周要召开一次常务会议外，还要召开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黑体】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五.四"会议，紫阳讲话。他吸收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但没有吸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
【黑体】袁木答记者，答得比那天与学生对话更成熟一些，揭露方励之也揭得好。
【黑体】有消息，部分学生明天仍准备游行。
上午，我去办公室与秘书们商量本周的工作日程。十多天来，国务院日常工作难免耽误了一些。我决定本周召开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稿事先征求过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的意见，有些话讲得是好的。例如他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就会"国无宁日"、"广大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赵紫阳也采纳了我在征求意见稿上加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却没有采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尚昆、锡铭、铁映都不约而同地要求他在讲话中阐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赵紫阳也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看来，这不是他的疏漏，而是经过再三斟酌的。这也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针、和小平同志保持距离的表现。
袁木同志以国务院发言人身份答中外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压。袁木说，方先生这种主张究竟是怎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做出判断。数十名高校学生向中央递交新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点要求，核心是在对话中学生要与政府"平起平坐"。如果政府在请愿书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就要在明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袁木说，从请愿书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学生背后出主意，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袁木表示，政府希望明天不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应与挑起动乱的人划清界限，尽快恢复上课。公安部有报告，明天学生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5月4日
【黑体】昨晚11时，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游行已成定局，有些年青（轻）的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要发表一个"五四宣言"，最后可能要求中央、国务院领导出来，可能要我出来接见。
【黑体】学生早上8时多出发，500名新闻工作者也参加游行。下午1时到达广场。
【黑体】亚行会议开幕式顺利进行。杨尚昆主持讲了话，举行了宴会。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莫明（名）其妙。
【黑体】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黑体】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黑体】赵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
昨晚11时，我约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商量。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有迹象表明，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我打电话征求了乔石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明天我不宜出去接见代表，这样比较妥当。
今天早上8时许，北京名校园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所谓的"五四宣言"，吹捧这次学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产生，必将对日后民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随后出乎意料的是，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这说明中央坚定的方针，北京市各级党委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几次公开对话，说明了学潮与动乱的事实真相，都起了作用。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
今天是亚洲开发银行22届年会开幕的日子。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财经的高级官员与会，还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亚行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虽然大会堂外就是游行队伍，但会议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杨尚昆致了欢迎词并举行了宴会。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
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反对腐败"。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讲话基调与他昨天在大会上他自己讲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相矛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现在全党必须机制鲜明地反对动乱。中顾委同志建议，中央必须旗帜鲜明，斗争要讲究策略，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李力安同志还讲，在会上有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两三位同志不赞成把学生闹事定性为动乱，并强调对学生要多疏导，但是绝大多数中顾委委员是支持中央决策的。
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赵紫阳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中央监委立案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今天还有约500名记者上街游行，他们打着"开放报禁"等横幅，喊着"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法新社发表评论说："这是最意味深长的，也可能带来最严重后果的事"。
5月5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下午，宋平同志来谈，他对形势甚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来谈高校的反映。北京市的许多学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处于瘫痪状态。
我去紫阳处，要求常委开会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我说，主要是讨论中央拿什么行动保护积极分子队伍。在交谈中他有几个论点。他说：既然肯定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问他，在26日以前有拥护党的口号吗？
他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运动定性。我说，七条是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邓的。
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博得闹事学生的赞扬和支持，使他们受到鼓舞。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除游行示威不断外，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而赵紫阳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我估计，在赵紫阳讲话后，本已宣布复课的学生，可能出现反复。
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赵紫阳不但精心炮制了这篇讲话，而且为大造舆论作了周密布置。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要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
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稳定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
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同志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对，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故至今尚心有余悸。许多人在不断地揣测是谁真正代表党中央？
5月6日
下午，我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理工大和二外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座谈。
他们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使各级领导心中有底。小平讲话后，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他们一致认为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下面装进去出卖了。他们认为今后斗争可能转入校内，非法学生组织争取合法、夺权。
尚昆来谈。他说紫阳要改变定性，认为定高了。杨说，赵应肯定这一段李主持中央工作是正确的。赵想去见邓，要杨同去。杨没有同意，说邓的想法不可能变。杨还说，邓没有反对传达他的讲话，还说，传达了的就传达了，但不再下发文件。
上午，我在中南海召开农业科学家的座谈会。农大和农科院的一些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并踊跃发言。
下午，我邀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理工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中南海座谈，李铁映、李锡铭、何东昌等参加。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人们日本26日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并使基层领导有了底。小平同志讲话口头传达后，明确了中央的政策，大家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学生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即使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
5月5日晚，我在会见亚行各国代表团团长时，针对赵的讲话，也有一个即席简短的讲话。在谈到最近中国发生的游行和罢课时，我指出："政府果断采取了正确、妥善、冷静的方法加以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蔓延和扩大"。"现在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我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对某些学生的做法并不赞成，但对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可以通过对话加深双方理解"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将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学校领导同志都很敏感，自习对照了赵和我的讲话，发现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的声音要保持一致。衙门一致认为，希望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基层的同志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基层同志紧跟中央，中央政策一遍，基层领导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又挨批，又挨斗，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余悸。很明显，学校领导同志这些话是针对赵紫阳在亚行讲话而言的。他们估计，今后学校的斗争可能由街头转入校内，闹事学生组织斗争焦点要争取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地位。在座谈会上，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央领导的团结。我说，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性质，只是有的同志讲话调子低了点，那只是策略性的，为的是更好地争取学生的大多数，保护和巩固积极分子队伍。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搞自由化的人不会就此罢手，各学校要巩固积极分子队伍，揭发动乱本质，争取更多学生站到党的一边来。
杨尚昆来对我说，赵紫阳要改变动乱的定性，认为定性高了。尚昆不同意他的观点。赵又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淡化关于"动乱"的提法。尚昆担心我和赵紫阳在会上发生正面冲突，认为这不利于团结。我对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已淡化了对"动乱"的定性，但我绝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赵紫阳提出要去见小平同志，并要求尚昆同去。尚昆推辞了，他对赵紫阳说，小平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动乱定性不可能改变。
昨天下午，赵紫阳还主动去民盟中央，参加民盟组织的中去年教师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人纷纷赞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在座谈结束时，赵紫阳说："大家讲得很好，谢谢"。阎明复接着说，赵紫阳感谢大家，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思。
路透社在评价赵紫阳亚行讲话时称，"与一周前对学生们严厉谴责形成鲜明对照"，"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是对上周判断的大修改"。法国世界报称："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发展得对他有利了"。法国费加罗报以《中国--赵紫阳时代》为题，称"总书记改变战术"，"大学生初步尝到持不同政见的好处"。
发动新闻界扩大动乱
5月7日
上午和下午，看了三盘有关学潮的录像。还有两篇，准备把它看完。
听说，启立传达赵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明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
上午和下午，在办公室看了三盘录像带。录像带反映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在人们大会堂东门外演出的那一场跪着递交请愿书的实况，清楚地表明大会工作人员接待了三位学生，为首的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周海峰。工作人员告诉学生，他们保证想上级转交学生的请愿书，但没有承诺中央领导人要出来见学生。
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托人传来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了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宣部、广电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到会，有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指示：
学潮以后，主要是推进改革，学生们担心的是改革停顿，走回头路，表层是反腐化。不仅是经济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民主化。要积极推进改革进程，包括透明度、公开化。"文革"前，不透明，只向好处想，现在直向坏处想，有些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不能把学潮说成是政治思想薄弱。一小撮人跳动，这样总结不行。这次舆论主要是要求改革，慢了不满意，舆论要向改革这个方向引导。反自由化与四个坚持是同义语。关于民主、自由，不要一听就是自由化，民主、自由、人权是世界潮流，新闻自由成为焦点。违背潮流不行。要保证新闻自由，布恩违背人民的意愿。
这两天新闻报道本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之后再次煽动起来。艾知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送来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果然不出意料，由于赵紫阳在亚行讲话的发表，北京个高校闹事学生又纷纷活动起来。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头条登了赵紫阳讲话稿，而且在头版下方配有一系列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讲话的消息。北大学生头头中同意复课和不同意复课的也展开辩论。该校学生自治筹委会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5月6日继续罢课。
后来学生头头王丹回忆这段历程时也写道，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就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使他大感振奋。赵的"五四"亚行讲话给闹事学生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时正应该加一把劲吧事情闹大。另一学生头头郭海峰后来说，学生与袁木对话后，学潮已开始走向低潮。赵紫阳讲话后，学生认为中央的调子变量，学生应该乘胜前进。可见，赵紫阳"亚行讲话"的效果是促进动乱之火欲熄又燃。
由于"五四"游行时高校学生已宣布游行结束和恢复上课，5月6日已有80%北京高校学生走回课堂复课。前来北京帮助维持正常秩序的北京军区部队，已奉中央军委命令于今日23时50分返回营区。
5月8日
上午，政治局常委听取治乱小组汇报。乔石讲的，他重点叙述了27日游行前的情况，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李鹏不接近跪递请愿书的谣言。赵仍不甘心，说如果李不知道，说明运行机制有问题。
赵说，学生会让闹事者改选上台，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台上久不了。赵又说，对话也不一定要提经过学联、青联，学校组织也可以。大家说，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赵说，现在的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一切问题都在透明，因为许多是谣传。我说，透明度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下午，我召开了接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的准备会议。
下午，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乔石重点叙述了27日学生大游行前的情况，如闹事学生两次冲击新华门，22日追悼会后的请愿，23日后的串联，在高校夺取合法学生会的权力，罢课活动。乔石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学生递交请愿书，李鹏不接近学生，纯属谣言。乔石讲完后，赵紫阳仍不甘心。他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怎样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说也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联系赵紫阳在宣传口发动舆论传媒妄图继续发动学生东山再起的言论，意图是很清楚的。赵紫阳认为学生闹事是对他搞自由化的支持。因此，赵乐得不闻不问。
赵紫阳在常委会上说，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这是赵紫阳变相承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这与学生把今后对政府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赵紫阳临去朝鲜时，我问他如果出现团结工会式的自发学生组织会字母办？他但是明确承认那不能承认。现在，很明显他已经改口，说"承认"也没有什么的大的关系。他不是回电同意邓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动乱的讲话吗？小平就说过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组织不能承认，要坚决取缔。事实说明，赵紫阳已经离开中央的方针，走的相当远了。我认为学校党委要加强领导，不能主动让权。与会的几位同志发言都讲，学生会不到改选期，在动乱气氛下改选，实在不正常。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以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迂回统治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赵紫阳说，现在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透明度而产生的，学生提的腐败问题，多是谣传。他主张把康华、中信等五大公司交人大常委会组织审查。我说，提高透明度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乔石说，耀邦治丧已结束，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应该加以改组调整。我说，乔石同志领导的治乱小组工作是得力的，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治乱小组不宜改组，至少要保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在来议论。常委一致同意治乱小组不能变动。会议决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亲自下到基层去，多做群众工作，主动与学生、工人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话，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方针。
下午到八宝山向李井泉同志遗体告别。接着，我召开了接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的准备工作。会前，副总参谋长张信、装备部长贺鹏飞主动对我说，军队一直拥护"4.26"社论，没有社论，不能动员自己和打击动乱者的气焰，社论对制止动乱起到了重大作用。
晚上，我和朱琳去游泳。我的体重由动乱前的78公斤多下降到70.5公斤，下降了4.5公斤。
5月9日
上午8时50分，接见侨务工作会议的哦代表。9时，开办公会议，讨论四月份经济形势。总的来看，速度依然偏高，打到13.4%。今后几个月的重点在生产结构调整，扶持薄弱环节。
下午4时，原定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
上午8时50分，我在中南海接见侨务工作会议的代表。9时，我召开这里办公会议，谈论4月份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治理整顿经济的方针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1至4月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偏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1.3%。我在会上说：生产速度仍偏高，不存在生产滞涨的问题；生产结构仍不合理，今后工作重点应放在生产结构上。
下午4时，按照日程，应该、由我与来访的哦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进行正式会谈。但是当伊总统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我在大会堂等了又等，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来。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宾馆来电话说，伊总统要对双方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由于目前中国国内局势比较乱,伊总统临行前,我方曾建议他推迟访问.但是,伊方坚持要来.我方又打招呼,说小平同志不能见总统,伊方也没再说什么.但是,伊总统到北京后又变了卦,坚决要求见小平同志。
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伊总统,向他说明小平同志遵照医生的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他了,请他原谅,而且事前我方已经伊方说明了.伊总统也承认在他出发前就接到中方关于小平同志不能会见他的通知.伊总统到京后,知道小平同志不见他,但听说过几天又要会见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他感到无法理解.我主动去拜会他,双方空气总算有所缓和.他同意出席今晚杨主席为他举行的宴会.他又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伊朗信奉伊斯兰教,哈梅内伊在伊朗是仅次于霍梅尼的二号人物,自尊心极强,感到面子上很很过不去.我向小平同志转达了伊总统的恳切要求,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建议小平同志还是见一下为好.小平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
赵紫阳今天还出席一个"理论研究联络小组"的座谈会.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这是我们主要吸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
下午,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人员签名的信件,要求与中央管新闻的负责同志对话,期待把新闻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高自联"通告,已宣布的复课决定作废. 要害是夺权
5月10日
上午,政治局开会,讨论戈尔巴乔访华问题.赵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让尚昆同志打电话,要推迟美军舰对上海的访问.中方先遣级已向办提出去西安的方案,戈仍选择上海,说明他不在乎美舰访沪.
赵讲话,说常委研究过,但有些又是他个人的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强调学生自治；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要交人大审议；四、取消特供。
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赵紫阳对戈访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会前赵就通知军队，要求美方推迟5月18日美军舰对上海的访问，因为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要去上海访问。开始中方向苏联先遣组提出戈尔巴乔夫去西安或去上海的两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但是戈尔巴乔夫仍选择上海，他明知那时美舰要访问上海，说明他并不在乎与美舰碰头。中苏谈判最大分歧在柬埔寨问题上，我方的方案是只要苏停止对越援助，说服越南从柬撤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临时权力机构，中苏关系就可以实现正常化。
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这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的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同志都参加了。当前国内中心任务是制止动乱，政治局会议不把制止动乱列为会议正式议程，本来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赵紫阳突然讲了对处理当前局势的四条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赵紫阳说这四条意见，是他个人意见。接着万里同志说，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我已经在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明确表态说，赵紫阳的四条意见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见，当然也不能视为常委已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及其议程。特别是议程中，竟然氢中央已定性的"动乱"仍称之为"学潮"，是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赵紫阳常用的一贯手法。对一些重要问题，不列入常委会正式议程，只是在会议的尾巴上，由他讲讲个人意见，大家无准备，也没有时间讨论。这样，他以后遇到麻烦时，就可以说，某天某次常委会上不是议过了吗？大家不是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嘛？
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晚上，我批阅大批待处理的文件，一直批到凌晨1时。朱琳一直等着我，不停地催我早点休息。大批文件不处理不行，外交（以下无）
5月11日
"美国之音"广播，邓要退休，一个时代结束。赵占了上风。
王瑞林表示，没有"四二六"社论就没有以后形势的缓和。
上午11时，小平同志见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谈了半个小时。下午，我与伊总统举行正式会谈。
上午11时，会见美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结束时我说，希望你比洛德大使干得出色。
下午3时，彭冲同志来谈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包括学潮。我打电话给紫阳。他说，原想不开，但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不能改了。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里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他还建议开一次六千人大会，我认为不可能。
这两天形势仍不平静，北京有一万多大学生支持新闻工作者的游行。山西冲了省政府，海南也冲了省政府。有可能在戈访华期间出事。
"美国之音"今早广播，邓小平要退休；在中国，一个时代已结束，赵紫阳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又说4月27日大游行标志中国历史上的转折。
上午，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给我来电话，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说：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要李鹏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王瑞林和先念同志的秘书徐桂宝、陈云同志的秘书许永跃都列席了昨天政治局会议。党内最有威望的小平、陈云以及先念同志是了解昨天政治局会议情况的。乔石同志在昨天会上还说，赵紫阳曾经对他讲过，赵去向小平同志汇报，赵讲什么意见，小平同志都支持。王瑞林今天的电话证明，赵讲的并不准确，并非事事如此，小平同志是讲原则的人，显然对赵紫阳昨天讲的四条意见有保留。赵紫阳想利用人大常委会把当前的"动乱"淡化为"学潮"，小平同志也是不同意的。
上午11时，小平同志会见了伊总统哈梅内伊。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力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才能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动乱以来，小平同志第一次公开出来会见外宾和讲话，对当前局势表态。下午，我与伊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
上午11时，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我对李洁明说，希望你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希望你比前任大使洛德干得出色一些。洛德在任期间，赤裸裸支持中国的自由化分子，他和他的华裔夫人鲍泊奇到北京大学参加"民主沙龙"活动，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外交人员应遵守的国际准则。
下午3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同志来找我。他说，6月20日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包括"学潮"问题，要国务院准备向会议作报告。我当即表示这样做不妥。我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动乱"问题是不合适的，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这也不能体现党领导一切事业的原则。在电话里，赵紫阳态度还不错。他说，由他与万里同志去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常委会的议程。后来赵比阳又来电话告诉我，昨天人大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早已商定好了的。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建议开一次类似1960年中央召开的六千人大会，来统一党内思想，解决动乱问题。王老的想法是好的，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的赤胆中心。但是。目前不具备开这样大会的条件。他还建议国务院要狠抓农业和能源交通，争取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
这两天形势很不平静，北京有1万多大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新闻工作者。山西闹事者冲了省政府，在海南省海口市也发生了冲击省政府事件。北大学生正在酝酿新的行动。天津有500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支援动乱。估计很有可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出事。
今天，乔石同志主持了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包括坚决维持校园的稳定，依照北京市法规加强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中央的方针。与此相反，今天新华社报道，赵紫阳、胡启立和芮杏文5月9日会见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会的代表，会议认为改革要过两关，即市场关和民主关，认为过"民主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应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这是赵紫阳再次公开亮相，表示他支持学生搞西方式的民主。
5月12日
上午，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知识产权。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西方总是会用经济技术来压我们，来支持自由、人权和民主。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11时半，我到紫阳同志处，乔石同志在。赵提出中国学生夹道欢迎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将产生不好影响。他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谈话。我说，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而且并不能因此就阻止学生闹事。
下午，召开接待戈的准备会议。在经济方面，同意提出核电站和采伐木材项目。
上午，我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知识产权问题。会议讨论同意将计算机软件列入版权法范围，对化学、医药和动植物发明列入专利保护范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西方总是以经济技术来压中国，用人权和民主来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11时半，我应邀到赵紫阳处，乔石也去了。赵紫阳提出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如出现学生夹道欢迎，向戈尔巴乔夫进行请愿的怦，在国内国际上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赵紫阳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对话。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赵紫阳还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不能达到的目的。在我的坚持下，赵紫阳做出让步，同意由李铁映出面与全国学联和青联代表对话，要求青年和学生为维护国家尊严，自觉维护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正常秩序。
下午，我主持召开外事小组会议。讨论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我在与戈尔巴乔夫正式会谈中，除了谈中苏边界问题外，主要谈经济合作方面的问题。我将向戈提出购买核电站，以换取苏方允许以中苏合作经营方式，采伐木材。这两件事在前几次中苏经济混合委员会上，苏方均未同意。
中午，在北大、北师大相继出现王丹、熊焱、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签名的绝食通知，要学生明天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目的是：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和促进民主化进程。
晚上，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远志明、王鲁湘等40余人在红庙一家旅馆开会，议定5月15日发动知识界大游行，公开发表一个宣言，叫"五·一六宣言"。苏晓康和王鲁湘都是反动电视剧《河殇》的作者。该片把中华民族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以西方蓝色海洋文化代替中华黄土文化，还吹捧赵紫阳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
5月13日
10时，去首钢座谈。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动乱是不赞成的。首钢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对整治提出一些意见，认为企业权力没有了。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是比较稳定的。
下午，北大和北师大有1000余人到天安门绝食。阎明复给我来电话，说他今晚要与学生对话，只谈希望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学生不要搞游行示威。
尚昆告，上午10时他和赵去邓处。赵对邓提出，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讲：我赞成搞透明度，但怎样透明法要研究。非法组织不能承认。要办出几件实事，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社会的同情。邓又说，我现在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厉害，你讲的我听不清。
上午10时，我去首都钢铁公司开座谈会，与工人对话。
党委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社会动乱是不赞成的。但一位青年工人发言，对学生又有些同情，因为对政府官员中腐败现象，社会中分配差距拉大也不满意。从这里看出动乱的组织者是巧妙地利用了青年学生和工人这种不满情绪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用心十分恶毒。发言者一致表示，首铁骨铮铮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有人对治理整顿政策提出意见，认为中央把已经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又收回去了，首钢虽然现在仍有权批准基建和改进工程项目，但因受到国家计委下达"笼子"的限制，实际上这种权力是空的。从首钢看出，治理整顿方针对企业影响是不小的，反映了企业的不满情绪。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在座谈会上表示，感谢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当前压缩建设只是暂时的，就像人跑得太快了，要喘一口气，目的是为了今后跑得更好。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绝不支援，经济上会继续发展。我还指出，广大工人是发展生产的主力军，也是维护安定团结的主力军。
据反映，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十多所高校的2000余名学生今天到天安门广场流行，并护送300多名学生前来绝食。阎明复给我来电话，说今晚他要与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不要搞游行示威。
下午3时，北大100余名学生打着"戈尔巴乔夫，北大欢迎你"的横幅，到苏联大使馆，递交一封邀请戈尔巴乔夫到北大去讲学的信。苏联大使馆接受了这封信。
今天，杨尚昆同志向我通报了（字迹不清）一起去小平同志处谈话的主要情况。赵紫阳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同志讲：惩治腐败，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搞提高"透明度"，怎样"透法"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同志用很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对邓这次重要的讲话，赵紫阳始终没有透露出来，也没有向常委传达。
对话破裂 绝食开始
5月14日
上午9时，紫阳召开常委会，定两件事：一是与游行学生对话，以换取他们撤离天安门。紫阳质问，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为什么说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如果何没有讲，要何正式辟谣。我说，现在谣传多得很，还说宣传口传达，学生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打保守派，促李下台。这些话由谁来辟谣？
下午4时以后，对话在统战部开始。学生头头们演了一场戏，中心点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为"动乱"平反，结果谈判破裂。李铁映从会场来，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李洪林、于浩成等人与统战部安排的。
下午，外交部送来方案，今晚清场已不行，明天不能在东门外，而改在大会堂里欢迎戈氏。
上午9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议定由中央派人与游行的学生对话，换取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便为戈氏举行欢迎仪式。
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该公开站出来辟谣。我必须保护何东昌。我说，现在社会上谣传多得很，传说宣传口传达某位领导的指示，说学生闹事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打倒保守派，促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我讲完这一段话后，会议上一阵沉默。赵紫阳可能心虚，也没有反驳和解释，也一直保持沉默。何东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常委会上，赵并没有向大家讲昨天他去见过小平同志，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下午4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统战部与首都高校学生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学生演了一场闹剧，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坚持为动乱平反，坚持此次对话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李铁映说，中央只能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但学生的行动是错误的。结果谈判被迫中断，学生仍然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
在对话失败后，李铁映从统战部返回中南海。经他报告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自由化分子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等12人在闹事学生和统战部之间当中间人，说服了阎明复而后组织的。阎明复又到我办公室，建议我和赵紫阳去广场与学生直接见面。我说，如果赵紫阳要去，我也去。但结果赵紫阳并没有去，而是阎明复自己去了，但也没有说服学生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而撤离天安门广场。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方恭温又如今于浩成等12人，与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代表王超华商谈，共同起草一份对时局的紧急呼吁，要点仍然是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严家其、温元凯还跑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打气。
昨天，赵紫阳还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是由总工会副主席朱厚泽为他专门组织的。赵紫阳说，对学生和群众的要求，将由6月下旬人大常委会议讨论，并称这是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学潮的一个步骤。他希望大学生和其他公民都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胡启立也与首都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表示要增加新闻的"公开化"和"透明度"。还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下午，外交部送来新的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由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并进行绝食活动，今晚天安门广场不能完成清场，因此，已不能按照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宾举行欢迎仪式，而改在大会堂内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中国这样乱，竟无法正常安排接待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真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但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同意这一方案了。
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2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表示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将开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纪元。"
北京高校再次停课，上街游行。晚11时，在天安门广场聚焦10万人以上。人民日报发表《要珍惜国家声誉》的短评，要求学生以大局为重。谁要是做出有损国家声誉的事情，都是极不得人心的。香港华侨刊登《绝食到何时》的短文称"徒然向戈尔巴乔夫暴露我们的困难"，"是爱国行动？还是破坏行动？"
中苏关系正常化
5月15日
绝食的学生仍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清场不能进行了，秩序大乱。欢迎戈尔巴乔夫改在机场进行。
下午4时，大琳应邀去参加中苏友协的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了，他们要中央承认"四·二六"社论有错，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我不同意。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惟一办法，只有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紫阳反映。到晚间胡启立回来反馈。赵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时，我和大琳参加杨主席为戈举行的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谈笑风生。戈说：苏联现在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变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更不行。
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候，广场上有学生，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人，冲了四次大会堂。不断传来消息，有人要自焚。市里已组织了抢救措施。
绝食的学生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也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也不能进行。由于广场内外秩序大乱，欢迎戈的仪式连在大会堂内举行也不可能，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进行。杨主席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连红地毯也没有来得及铺上。车队为了避开天安门广场，由北面绕道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4时，朱琳应邀去参加中国对外友协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中俄友好人士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我办公室。他们提出，要承认4月26日社论有错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才能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不同意。我说，"四·二六"社论有什么错，难道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我认为惟一办法是中央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赵紫阳转告我的意见。到晚间，赵紫阳的回答反馈回来。赵紫阳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时，我和朱琳参加杨主席在大会堂为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举行的欢迎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真是谈笑风生。戈说，苏联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各个方面都在变，变得太快了固然不行，变得太慢了更不行。戈颇为得意地对我们说，外国评论，经注改革中国走在前头，而政治改革苏联走在前头，你们以为如何？我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人走各人的路。朱琳与赖莎坐在一起，用俄文交谈。赖莎说，他们的座车途经一座庙宇时，大概是天宁寺吧，受到中国群众热烈欢迎。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大学生。他们俩下车与群众握手表示友好，洋洋得意，溢于言表。
就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广场上的学生队伍，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队伍，四次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在席间不断传来广场的消息：中央如不答应学生要求，有的人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前自焚，以示抗议。这是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来要挟政府。北京市组织了专门的小组，准备了如果真的有人自焚采取的抢救措施。结果自焚并没有发生，是吓唬人的。李锡铭又来电话，对中央态度不明朗，甚为恼火。他难道真的不明白不是中央不明确，而是中央内部态度不一致。
5月16日
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冲击大会堂，震耳欲聋，把北门一扇玻璃砸破。会晤就在福建厅举行。宴会时，冲击也未停止。
下行，我与戈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交谈。戈对伐木、建筑、种大豆、合资企业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戈提出核电站、火力发电机组项目，同意给予贷款。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说，中方在东段坚持原方案，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表示愿意考虑。
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
昨天学生游行口号，明确提出让邓下台。今天下午，赵在与戈谈话中介绍了邓小平的地位，称之为中国的领袖，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邓。
晚上10时，紫阳主持常委会，讨论学潮。凌晨由赵代表常委向学生讲话。杨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后导致打倒邓小平。
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北京红十字会和"绝食团"达成协议，运送广场危急绝食学生去医院。只运走400余人，其余的未让运。绝食团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
上午，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邓还对戈说：近代史上，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其中日本给中国伤害最大，俄国得益最多，占领了远东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邓小平同志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气概。就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际，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搞动乱的人不断冲击大会堂，叫喊声震耳欲聋。歹徒们把大会堂北门一扇玻璃砸破，然而中苏最高级会晤就在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举行。就在小平同志为戈举行宴会时，动乱者冲击仍然未停止。
上午，朱琳陪同赖莎前行北京图书馆参观，车队沿途遇到阻拦。
下午，我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赵紫阳在下午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内举行的。显然由于天安门被动乱分子所控制，去人民大会堂已不可能。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然而，对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外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同志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赵紫阳通知晚上10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他说，他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是同情学生的。这是指朱厚泽为贯彻他的意图在总工会安排的座谈会。我说，我也到首钢开过座谈会，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对动乱的。两人明显谈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会上展开了争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却是争论的核心。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
但是，在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赵紫阳）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我当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赵紫阳的注意。我说，《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观点，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对局势的判断，并且反映了小平同志反对自由化的一贯立场。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论"的事了。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天安门传来消息，说已有学生因绝食而晕倒，据说已近600多人，有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大家对此感到焦急。锡铭同志提议，由北京红十字会派负责人到广场争取与绝食学生达成协议，允许红十字会运送危急绝食病人去医院抢救。不久，从广场传来消息，说搞动乱的学生头头已同意红十字会派车去。但是，这一措施只收到部分效果，运走一部分人。由于那些头头的强制干预，对于其余的绝食病人，不允许撤离，即使有的人想走，也不准救护队将他们送走，反而把红十字会的大轿车轰走了，并且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这已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头目已丧失起码的人道主义，不顾绝食学生死活，已绝食为手段向政府进行要挟。
以后得知，中顾委委员李昌上午到赵紫阳同志处谈话。随后，李昌拿出自己起草的"要求中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的信，动员中顾委委员签名。李锐、于光远、杜润生等人签了名，李运昌同志拒绝签名。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在天安门成立。他们用高音喇叭发福播放"美国之音"，扬言要打倒"专制独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会登记人员只有401人，后经查证，其中多数是被工厂开除的人员。
再次点燃及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内容提要】
第二章记述了从5月3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发生的动乱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全国的情况。本来，自邓小平同志4月25日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肯定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组织动员起来，采取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人与生代表对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月4日，在北京的学生虽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这标志着混乱局势可能缓和下来。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6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月15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
不讲"反自由化"
5月3日
【黑体】上午，去办公室商量本周的日程。十天来，忙于学生事，正常工作耽误了一些。本周要召开一次常务会议外，还要召开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黑体】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五.四"会议，紫阳讲话。他吸收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但没有吸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
【黑体】袁木答记者，答得比那天与学生对话更成熟一些，揭露方励之也揭得好。
【黑体】有消息，部分学生明天仍准备游行。
上午，我去办公室与秘书们商量本周的工作日程。十多天来，国务院日常工作难免耽误了一些。我决定本周召开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稿事先征求过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的意见，有些话讲得是好的。例如他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就会"国无宁日"、"广大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赵紫阳也采纳了我在征求意见稿上加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却没有采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尚昆、锡铭、铁映都不约而同地要求他在讲话中阐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赵紫阳也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看来，这不是他的疏漏，而是经过再三斟酌的。这也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针、和小平同志保持距离的表现。
袁木同志以国务院发言人身份答中外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压。袁木说，方先生这种主张究竟是怎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做出判断。数十名高校学生向中央递交新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点要求，核心是在对话中学生要与政府"平起平坐"。如果政府在请愿书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就要在明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袁木说，从请愿书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学生背后出主意，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袁木表示，政府希望明天不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应与挑起动乱的人划清界限，尽快恢复上课。公安部有报告，明天学生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5月4日
【黑体】昨晚11时，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游行已成定局，有些年青（轻）的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要发表一个"五四宣言"，最后可能要求中央、国务院领导出来，可能要我出来接见。
【黑体】学生早上8时多出发，500名新闻工作者也参加游行。下午1时到达广场。
【黑体】亚行会议开幕式顺利进行。杨尚昆主持讲了话，举行了宴会。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莫明（名）其妙。
【黑体】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黑体】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黑体】赵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
昨晚11时，我约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商量。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有迹象表明，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我打电话征求了乔石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明天我不宜出去接见代表，这样比较妥当。
今天早上8时许，北京名校园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所谓的"五四宣言"，吹捧这次学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产生，必将对日后民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随后出乎意料的是，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这说明中央坚定的方针，北京市各级党委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几次公开对话，说明了学潮与动乱的事实真相，都起了作用。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
今天是亚洲开发银行22届年会开幕的日子。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财经的高级官员与会，还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亚行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虽然大会堂外就是游行队伍，但会议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杨尚昆致了欢迎词并举行了宴会。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
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反对腐败"。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讲话基调与他昨天在大会上他自己讲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相矛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现在全党必须机制鲜明地反对动乱。中顾委同志建议，中央必须旗帜鲜明，斗争要讲究策略，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李力安同志还讲，在会上有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两三位同志不赞成把学生闹事定性为动乱，并强调对学生要多疏导，但是绝大多数中顾委委员是支持中央决策的。
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赵紫阳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中央监委立案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今天还有约500名记者上街游行，他们打着"开放报禁"等横幅，喊着"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法新社发表评论说："这是最意味深长的，也可能带来最严重后果的事"。
5月5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下午，宋平同志来谈，他对形势甚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来谈高校的反映。北京市的许多学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处于瘫痪状态。
我去紫阳处，要求常委开会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我说，主要是讨论中央拿什么行动保护积极分子队伍。在交谈中他有几个论点。他说：既然肯定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问他，在26日以前有拥护党的口号吗？
他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运动定性。我说，七条是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邓的。
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博得闹事学生的赞扬和支持，使他们受到鼓舞。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除游行示威不断外，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而赵紫阳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我估计，在赵紫阳讲话后，本已宣布复课的学生，可能出现反复。
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赵紫阳不但精心炮制了这篇讲话，而且为大造舆论作了周密布置。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要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
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稳定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
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同志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对，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故至今尚心有余悸。许多人在不断地揣测是谁真正代表党中央？
5月6日
下午，我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理工大和二外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座谈。
他们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使各级领导心中有底。小平讲话后，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他们一致认为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下面装进去出卖了。他们认为今后斗争可能转入校内，非法学生组织争取合法、夺权。
尚昆来谈。他说紫阳要改变定性，认为定高了。杨说，赵应肯定这一段李主持中央工作是正确的。赵想去见邓，要杨同去。杨没有同意，说邓的想法不可能变。杨还说，邓没有反对传达他的讲话，还说，传达了的就传达了，但不再下发文件。
上午，我在中南海召开农业科学家的座谈会。农大和农科院的一些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并踊跃发言。
下午，我邀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理工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中南海座谈，李铁映、李锡铭、何东昌等参加。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人们日本26日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并使基层领导有了底。小平同志讲话口头传达后，明确了中央的政策，大家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学生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即使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
5月5日晚，我在会见亚行各国代表团团长时，针对赵的讲话，也有一个即席简短的讲话。在谈到最近中国发生的游行和罢课时，我指出："政府果断采取了正确、妥善、冷静的方法加以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蔓延和扩大"。"现在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我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对某些学生的做法并不赞成，但对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可以通过对话加深双方理解"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将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学校领导同志都很敏感，自习对照了赵和我的讲话，发现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的声音要保持一致。衙门一致认为，希望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基层的同志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基层同志紧跟中央，中央政策一遍，基层领导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又挨批，又挨斗，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余悸。很明显，学校领导同志这些话是针对赵紫阳在亚行讲话而言的。他们估计，今后学校的斗争可能由街头转入校内，闹事学生组织斗争焦点要争取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地位。在座谈会上，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央领导的团结。我说，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性质，只是有的同志讲话调子低了点，那只是策略性的，为的是更好地争取学生的大多数，保护和巩固积极分子队伍。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搞自由化的人不会就此罢手，各学校要巩固积极分子队伍，揭发动乱本质，争取更多学生站到党的一边来。
杨尚昆来对我说，赵紫阳要改变动乱的定性，认为定性高了。尚昆不同意他的观点。赵又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淡化关于"动乱"的提法。尚昆担心我和赵紫阳在会上发生正面冲突，认为这不利于团结。我对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已淡化了对"动乱"的定性，但我绝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赵紫阳提出要去见小平同志，并要求尚昆同去。尚昆推辞了，他对赵紫阳说，小平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动乱定性不可能改变。
昨天下午，赵紫阳还主动去民盟中央，参加民盟组织的中去年教师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人纷纷赞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在座谈结束时，赵紫阳说："大家讲得很好，谢谢"。阎明复接着说，赵紫阳感谢大家，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思。
路透社在评价赵紫阳亚行讲话时称，"与一周前对学生们严厉谴责形成鲜明对照"，"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是对上周判断的大修改"。法国世界报称："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发展得对他有利了"。法国费加罗报以《中国--赵紫阳时代》为题，称"总书记改变战术"，"大学生初步尝到持不同政见的好处"。
发动新闻界扩大动乱
5月7日
上午和下午，看了三盘有关学潮的录像。还有两篇，准备把它看完。
听说，启立传达赵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明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
上午和下午，在办公室看了三盘录像带。录像带反映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在人们大会堂东门外演出的那一场跪着递交请愿书的实况，清楚地表明大会工作人员接待了三位学生，为首的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周海峰。工作人员告诉学生，他们保证想上级转交学生的请愿书，但没有承诺中央领导人要出来见学生。
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托人传来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了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宣部、广电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到会，有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指示：
学潮以后，主要是推进改革，学生们担心的是改革停顿，走回头路，表层是反腐化。不仅是经济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民主化。要积极推进改革进程，包括透明度、公开化。"文革"前，不透明，只向好处想，现在直向坏处想，有些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不能把学潮说成是政治思想薄弱。一小撮人跳动，这样总结不行。这次舆论主要是要求改革，慢了不满意，舆论要向改革这个方向引导。反自由化与四个坚持是同义语。关于民主、自由，不要一听就是自由化，民主、自由、人权是世界潮流，新闻自由成为焦点。违背潮流不行。要保证新闻自由，布恩违背人民的意愿。
这两天新闻报道本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之后再次煽动起来。艾知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送来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果然不出意料，由于赵紫阳在亚行讲话的发表，北京个高校闹事学生又纷纷活动起来。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头条登了赵紫阳讲话稿，而且在头版下方配有一系列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讲话的消息。北大学生头头中同意复课和不同意复课的也展开辩论。该校学生自治筹委会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5月6日继续罢课。
后来学生头头王丹回忆这段历程时也写道，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就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使他大感振奋。赵的"五四"亚行讲话给闹事学生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时正应该加一把劲吧事情闹大。另一学生头头郭海峰后来说，学生与袁木对话后，学潮已开始走向低潮。赵紫阳讲话后，学生认为中央的调子变量，学生应该乘胜前进。可见，赵紫阳"亚行讲话"的效果是促进动乱之火欲熄又燃。
由于"五四"游行时高校学生已宣布游行结束和恢复上课，5月6日已有80%北京高校学生走回课堂复课。前来北京帮助维持正常秩序的北京军区部队，已奉中央军委命令于今日23时50分返回营区。
5月8日
上午，政治局常委听取治乱小组汇报。乔石讲的，他重点叙述了27日游行前的情况，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李鹏不接近跪递请愿书的谣言。赵仍不甘心，说如果李不知道，说明运行机制有问题。
赵说，学生会让闹事者改选上台，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台上久不了。赵又说，对话也不一定要提经过学联、青联，学校组织也可以。大家说，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赵说，现在的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一切问题都在透明，因为许多是谣传。我说，透明度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下午，我召开了接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的准备会议。
下午，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乔石重点叙述了27日学生大游行前的情况，如闹事学生两次冲击新华门，22日追悼会后的请愿，23日后的串联，在高校夺取合法学生会的权力，罢课活动。乔石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学生递交请愿书，李鹏不接近学生，纯属谣言。乔石讲完后，赵紫阳仍不甘心。他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怎样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说也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联系赵紫阳在宣传口发动舆论传媒妄图继续发动学生东山再起的言论，意图是很清楚的。赵紫阳认为学生闹事是对他搞自由化的支持。因此，赵乐得不闻不问。
赵紫阳在常委会上说，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这是赵紫阳变相承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这与学生把今后对政府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赵紫阳临去朝鲜时，我问他如果出现团结工会式的自发学生组织会字母办？他但是明确承认那不能承认。现在，很明显他已经改口，说"承认"也没有什么的大的关系。他不是回电同意邓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动乱的讲话吗？小平就说过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组织不能承认，要坚决取缔。事实说明，赵紫阳已经离开中央的方针，走的相当远了。我认为学校党委要加强领导，不能主动让权。与会的几位同志发言都讲，学生会不到改选期，在动乱气氛下改选，实在不正常。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以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迂回统治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赵紫阳说，现在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透明度而产生的，学生提的腐败问题，多是谣传。他主张把康华、中信等五大公司交人大常委会组织审查。我说，提高透明度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乔石说，耀邦治丧已结束，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应该加以改组调整。我说，乔石同志领导的治乱小组工作是得力的，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治乱小组不宜改组，至少要保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在来议论。常委一致同意治乱小组不能变动。会议决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亲自下到基层去，多做群众工作，主动与学生、工人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话，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方针。
下午到八宝山向李井泉同志遗体告别。接着，我召开了接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的准备工作。会前，副总参谋长张信、装备部长贺鹏飞主动对我说，军队一直拥护"4.26"社论，没有社论，不能动员自己和打击动乱者的气焰，社论对制止动乱起到了重大作用。
晚上，我和朱琳去游泳。我的体重由动乱前的78公斤多下降到70.5公斤，下降了4.5公斤。
5月9日
上午8时50分，接见侨务工作会议的哦代表。9时，开办公会议，讨论四月份经济形势。总的来看，速度依然偏高，打到13.4%。今后几个月的重点在生产结构调整，扶持薄弱环节。
下午4时，原定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
上午8时50分，我在中南海接见侨务工作会议的代表。9时，我召开这里办公会议，谈论4月份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治理整顿经济的方针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1至4月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偏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1.3%。我在会上说：生产速度仍偏高，不存在生产滞涨的问题；生产结构仍不合理，今后工作重点应放在生产结构上。
下午4时，按照日程，应该、由我与来访的哦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进行正式会谈。但是当伊总统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我在大会堂等了又等，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来。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宾馆来电话说，伊总统要对双方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由于目前中国国内局势比较乱,伊总统临行前,我方曾建议他推迟访问.但是,伊方坚持要来.我方又打招呼,说小平同志不能见总统,伊方也没再说什么.但是,伊总统到北京后又变了卦,坚决要求见小平同志。
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伊总统,向他说明小平同志遵照医生的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他了,请他原谅,而且事前我方已经伊方说明了.伊总统也承认在他出发前就接到中方关于小平同志不能会见他的通知.伊总统到京后,知道小平同志不见他,但听说过几天又要会见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他感到无法理解.我主动去拜会他,双方空气总算有所缓和.他同意出席今晚杨主席为他举行的宴会.他又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伊朗信奉伊斯兰教,哈梅内伊在伊朗是仅次于霍梅尼的二号人物,自尊心极强,感到面子上很很过不去.我向小平同志转达了伊总统的恳切要求,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建议小平同志还是见一下为好.小平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
赵紫阳今天还出席一个"理论研究联络小组"的座谈会.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这是我们主要吸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
下午,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人员签名的信件,要求与中央管新闻的负责同志对话,期待把新闻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高自联"通告,已宣布的复课决定作废. 要害是夺权
5月10日
上午,政治局开会,讨论戈尔巴乔访华问题.赵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让尚昆同志打电话,要推迟美军舰对上海的访问.中方先遣级已向办提出去西安的方案,戈仍选择上海,说明他不在乎美舰访沪.
赵讲话,说常委研究过,但有些又是他个人的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强调学生自治；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要交人大审议；四、取消特供。
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赵紫阳对戈访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会前赵就通知军队，要求美方推迟5月18日美军舰对上海的访问，因为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要去上海访问。开始中方向苏联先遣组提出戈尔巴乔夫去西安或去上海的两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但是戈尔巴乔夫仍选择上海，他明知那时美舰要访问上海，说明他并不在乎与美舰碰头。中苏谈判最大分歧在柬埔寨问题上，我方的方案是只要苏停止对越援助，说服越南从柬撤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临时权力机构，中苏关系就可以实现正常化。
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这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的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同志都参加了。当前国内中心任务是制止动乱，政治局会议不把制止动乱列为会议正式议程，本来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赵紫阳突然讲了对处理当前局势的四条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赵紫阳说这四条意见，是他个人意见。接着万里同志说，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我已经在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明确表态说，赵紫阳的四条意见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见，当然也不能视为常委已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及其议程。特别是议程中，竟然氢中央已定性的"动乱"仍称之为"学潮"，是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赵紫阳常用的一贯手法。对一些重要问题，不列入常委会正式议程，只是在会议的尾巴上，由他讲讲个人意见，大家无准备，也没有时间讨论。这样，他以后遇到麻烦时，就可以说，某天某次常委会上不是议过了吗？大家不是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嘛？
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晚上，我批阅大批待处理的文件，一直批到凌晨1时。朱琳一直等着我，不停地催我早点休息。大批文件不处理不行，外交（以下无）
5月11日
"美国之音"广播，邓要退休，一个时代结束。赵占了上风。
王瑞林表示，没有"四二六"社论就没有以后形势的缓和。
上午11时，小平同志见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谈了半个小时。下午，我与伊总统举行正式会谈。
上午11时，会见美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结束时我说，希望你比洛德大使干得出色。
下午3时，彭冲同志来谈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包括学潮。我打电话给紫阳。他说，原想不开，但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不能改了。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里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他还建议开一次六千人大会，我认为不可能。
这两天形势仍不平静，北京有一万多大学生支持新闻工作者的游行。山西冲了省政府，海南也冲了省政府。有可能在戈访华期间出事。
"美国之音"今早广播，邓小平要退休；在中国，一个时代已结束，赵紫阳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又说4月27日大游行标志中国历史上的转折。
上午，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给我来电话，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说：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要李鹏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王瑞林和先念同志的秘书徐桂宝、陈云同志的秘书许永跃都列席了昨天政治局会议。党内最有威望的小平、陈云以及先念同志是了解昨天政治局会议情况的。乔石同志在昨天会上还说，赵紫阳曾经对他讲过，赵去向小平同志汇报，赵讲什么意见，小平同志都支持。王瑞林今天的电话证明，赵讲的并不准确，并非事事如此，小平同志是讲原则的人，显然对赵紫阳昨天讲的四条意见有保留。赵紫阳想利用人大常委会把当前的"动乱"淡化为"学潮"，小平同志也是不同意的。
上午11时，小平同志会见了伊总统哈梅内伊。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力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才能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动乱以来，小平同志第一次公开出来会见外宾和讲话，对当前局势表态。下午，我与伊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
上午11时，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我对李洁明说，希望你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希望你比前任大使洛德干得出色一些。洛德在任期间，赤裸裸支持中国的自由化分子，他和他的华裔夫人鲍泊奇到北京大学参加"民主沙龙"活动，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外交人员应遵守的国际准则。
下午3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同志来找我。他说，6月20日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包括"学潮"问题，要国务院准备向会议作报告。我当即表示这样做不妥。我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动乱"问题是不合适的，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这也不能体现党领导一切事业的原则。在电话里，赵紫阳态度还不错。他说，由他与万里同志去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常委会的议程。后来赵比阳又来电话告诉我，昨天人大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早已商定好了的。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建议开一次类似1960年中央召开的六千人大会，来统一党内思想，解决动乱问题。王老的想法是好的，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的赤胆中心。但是。目前不具备开这样大会的条件。他还建议国务院要狠抓农业和能源交通，争取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
这两天形势很不平静，北京有1万多大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新闻工作者。山西闹事者冲了省政府，在海南省海口市也发生了冲击省政府事件。北大学生正在酝酿新的行动。天津有500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支援动乱。估计很有可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出事。
今天，乔石同志主持了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包括坚决维持校园的稳定，依照北京市法规加强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中央的方针。与此相反，今天新华社报道，赵紫阳、胡启立和芮杏文5月9日会见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会的代表，会议认为改革要过两关，即市场关和民主关，认为过"民主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应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这是赵紫阳再次公开亮相，表示他支持学生搞西方式的民主。
5月12日
上午，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知识产权。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西方总是会用经济技术来压我们，来支持自由、人权和民主。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11时半，我到紫阳同志处，乔石同志在。赵提出中国学生夹道欢迎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将产生不好影响。他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谈话。我说，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而且并不能因此就阻止学生闹事。
下午，召开接待戈的准备会议。在经济方面，同意提出核电站和采伐木材项目。
上午，我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知识产权问题。会议讨论同意将计算机软件列入版权法范围，对化学、医药和动植物发明列入专利保护范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西方总是以经济技术来压中国，用人权和民主来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11时半，我应邀到赵紫阳处，乔石也去了。赵紫阳提出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如出现学生夹道欢迎，向戈尔巴乔夫进行请愿的怦，在国内国际上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赵紫阳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对话。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赵紫阳还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不能达到的目的。在我的坚持下，赵紫阳做出让步，同意由李铁映出面与全国学联和青联代表对话，要求青年和学生为维护国家尊严，自觉维护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正常秩序。
下午，我主持召开外事小组会议。讨论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我在与戈尔巴乔夫正式会谈中，除了谈中苏边界问题外，主要谈经济合作方面的问题。我将向戈提出购买核电站，以换取苏方允许以中苏合作经营方式，采伐木材。这两件事在前几次中苏经济混合委员会上，苏方均未同意。
中午，在北大、北师大相继出现王丹、熊焱、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签名的绝食通知，要学生明天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目的是：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和促进民主化进程。
晚上，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远志明、王鲁湘等40余人在红庙一家旅馆开会，议定5月15日发动知识界大游行，公开发表一个宣言，叫"五·一六宣言"。苏晓康和王鲁湘都是反动电视剧《河殇》的作者。该片把中华民族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以西方蓝色海洋文化代替中华黄土文化，还吹捧赵紫阳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
5月13日
10时，去首钢座谈。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动乱是不赞成的。首钢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对整治提出一些意见，认为企业权力没有了。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是比较稳定的。
下午，北大和北师大有1000余人到天安门绝食。阎明复给我来电话，说他今晚要与学生对话，只谈希望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学生不要搞游行示威。
尚昆告，上午10时他和赵去邓处。赵对邓提出，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讲：我赞成搞透明度，但怎样透明法要研究。非法组织不能承认。要办出几件实事，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社会的同情。邓又说，我现在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厉害，你讲的我听不清。
上午10时，我去首都钢铁公司开座谈会，与工人对话。
党委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社会动乱是不赞成的。但一位青年工人发言，对学生又有些同情，因为对政府官员中腐败现象，社会中分配差距拉大也不满意。从这里看出动乱的组织者是巧妙地利用了青年学生和工人这种不满情绪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用心十分恶毒。发言者一致表示，首铁骨铮铮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有人对治理整顿政策提出意见，认为中央把已经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又收回去了，首钢虽然现在仍有权批准基建和改进工程项目，但因受到国家计委下达"笼子"的限制，实际上这种权力是空的。从首钢看出，治理整顿方针对企业影响是不小的，反映了企业的不满情绪。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在座谈会上表示，感谢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当前压缩建设只是暂时的，就像人跑得太快了，要喘一口气，目的是为了今后跑得更好。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绝不支援，经济上会继续发展。我还指出，广大工人是发展生产的主力军，也是维护安定团结的主力军。
据反映，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十多所高校的2000余名学生今天到天安门广场流行，并护送300多名学生前来绝食。阎明复给我来电话，说今晚他要与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不要搞游行示威。
下午3时，北大100余名学生打着"戈尔巴乔夫，北大欢迎你"的横幅，到苏联大使馆，递交一封邀请戈尔巴乔夫到北大去讲学的信。苏联大使馆接受了这封信。
今天，杨尚昆同志向我通报了（字迹不清）一起去小平同志处谈话的主要情况。赵紫阳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同志讲：惩治腐败，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搞提高"透明度"，怎样"透法"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同志用很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对邓这次重要的讲话，赵紫阳始终没有透露出来，也没有向常委传达。
对话破裂 绝食开始
5月14日
上午9时，紫阳召开常委会，定两件事：一是与游行学生对话，以换取他们撤离天安门。紫阳质问，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为什么说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如果何没有讲，要何正式辟谣。我说，现在谣传多得很，还说宣传口传达，学生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打保守派，促李下台。这些话由谁来辟谣？
下午4时以后，对话在统战部开始。学生头头们演了一场戏，中心点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为"动乱"平反，结果谈判破裂。李铁映从会场来，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李洪林、于浩成等人与统战部安排的。
下午，外交部送来方案，今晚清场已不行，明天不能在东门外，而改在大会堂里欢迎戈氏。
上午9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议定由中央派人与游行的学生对话，换取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便为戈氏举行欢迎仪式。
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该公开站出来辟谣。我必须保护何东昌。我说，现在社会上谣传多得很，传说宣传口传达某位领导的指示，说学生闹事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打倒保守派，促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我讲完这一段话后，会议上一阵沉默。赵紫阳可能心虚，也没有反驳和解释，也一直保持沉默。何东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常委会上，赵并没有向大家讲昨天他去见过小平同志，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下午4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统战部与首都高校学生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学生演了一场闹剧，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坚持为动乱平反，坚持此次对话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李铁映说，中央只能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但学生的行动是错误的。结果谈判被迫中断，学生仍然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
在对话失败后，李铁映从统战部返回中南海。经他报告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自由化分子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等12人在闹事学生和统战部之间当中间人，说服了阎明复而后组织的。阎明复又到我办公室，建议我和赵紫阳去广场与学生直接见面。我说，如果赵紫阳要去，我也去。但结果赵紫阳并没有去，而是阎明复自己去了，但也没有说服学生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而撤离天安门广场。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方恭温又如今于浩成等12人，与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代表王超华商谈，共同起草一份对时局的紧急呼吁，要点仍然是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严家其、温元凯还跑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打气。
昨天，赵紫阳还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是由总工会副主席朱厚泽为他专门组织的。赵紫阳说，对学生和群众的要求，将由6月下旬人大常委会议讨论，并称这是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学潮的一个步骤。他希望大学生和其他公民都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胡启立也与首都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表示要增加新闻的"公开化"和"透明度"。还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下午，外交部送来新的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由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并进行绝食活动，今晚天安门广场不能完成清场，因此，已不能按照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宾举行欢迎仪式，而改在大会堂内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中国这样乱，竟无法正常安排接待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真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但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同意这一方案了。
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2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表示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将开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纪元。"
北京高校再次停课，上街游行。晚11时，在天安门广场聚焦10万人以上。人民日报发表《要珍惜国家声誉》的短评，要求学生以大局为重。谁要是做出有损国家声誉的事情，都是极不得人心的。香港华侨刊登《绝食到何时》的短文称"徒然向戈尔巴乔夫暴露我们的困难"，"是爱国行动？还是破坏行动？"
中苏关系正常化
5月15日
绝食的学生仍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清场不能进行了，秩序大乱。欢迎戈尔巴乔夫改在机场进行。
下午4时，大琳应邀去参加中苏友协的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了，他们要中央承认"四·二六"社论有错，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我不同意。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惟一办法，只有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紫阳反映。到晚间胡启立回来反馈。赵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时，我和大琳参加杨主席为戈举行的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谈笑风生。戈说：苏联现在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变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更不行。
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候，广场上有学生，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人，冲了四次大会堂。不断传来消息，有人要自焚。市里已组织了抢救措施。
绝食的学生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也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也不能进行。由于广场内外秩序大乱，欢迎戈的仪式连在大会堂内举行也不可能，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进行。杨主席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连红地毯也没有来得及铺上。车队为了避开天安门广场，由北面绕道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4时，朱琳应邀去参加中国对外友协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中俄友好人士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我办公室。他们提出，要承认4月26日社论有错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才能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不同意。我说，"四·二六"社论有什么错，难道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我认为惟一办法是中央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赵紫阳转告我的意见。到晚间，赵紫阳的回答反馈回来。赵紫阳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时，我和朱琳参加杨主席在大会堂为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举行的欢迎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真是谈笑风生。戈说，苏联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各个方面都在变，变得太快了固然不行，变得太慢了更不行。戈颇为得意地对我们说，外国评论，经注改革中国走在前头，而政治改革苏联走在前头，你们以为如何？我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人走各人的路。朱琳与赖莎坐在一起，用俄文交谈。赖莎说，他们的座车途经一座庙宇时，大概是天宁寺吧，受到中国群众热烈欢迎。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大学生。他们俩下车与群众握手表示友好，洋洋得意，溢于言表。
就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广场上的学生队伍，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队伍，四次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在席间不断传来广场的消息：中央如不答应学生要求，有的人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前自焚，以示抗议。这是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来要挟政府。北京市组织了专门的小组，准备了如果真的有人自焚采取的抢救措施。结果自焚并没有发生，是吓唬人的。李锡铭又来电话，对中央态度不明朗，甚为恼火。他难道真的不明白不是中央不明确，而是中央内部态度不一致。
5月16日
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冲击大会堂，震耳欲聋，把北门一扇玻璃砸破。会晤就在福建厅举行。宴会时，冲击也未停止。
下行，我与戈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交谈。戈对伐木、建筑、种大豆、合资企业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戈提出核电站、火力发电机组项目，同意给予贷款。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说，中方在东段坚持原方案，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表示愿意考虑。
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
昨天学生游行口号，明确提出让邓下台。今天下午，赵在与戈谈话中介绍了邓小平的地位，称之为中国的领袖，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邓。
晚上10时，紫阳主持常委会，讨论学潮。凌晨由赵代表常委向学生讲话。杨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后导致打倒邓小平。
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北京红十字会和"绝食团"达成协议，运送广场危急绝食学生去医院。只运走400余人，其余的未让运。绝食团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
上午，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邓还对戈说：近代史上，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其中日本给中国伤害最大，俄国得益最多，占领了远东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邓小平同志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气概。就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际，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搞动乱的人不断冲击大会堂，叫喊声震耳欲聋。歹徒们把大会堂北门一扇玻璃砸破，然而中苏最高级会晤就在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举行。就在小平同志为戈举行宴会时，动乱者冲击仍然未停止。
上午，朱琳陪同赖莎前行北京图书馆参观，车队沿途遇到阻拦。
下午，我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赵紫阳在下午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内举行的。显然由于天安门被动乱分子所控制，去人民大会堂已不可能。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然而，对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外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同志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赵紫阳通知晚上10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他说，他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是同情学生的。这是指朱厚泽为贯彻他的意图在总工会安排的座谈会。我说，我也到首钢开过座谈会，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对动乱的。两人明显谈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会上展开了争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却是争论的核心。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
但是，在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赵紫阳）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我当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赵紫阳的注意。我说，《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观点，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对局势的判断，并且反映了小平同志反对自由化的一贯立场。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论"的事了。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天安门传来消息，说已有学生因绝食而晕倒，据说已近600多人，有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大家对此感到焦急。锡铭同志提议，由北京红十字会派负责人到广场争取与绝食学生达成协议，允许红十字会运送危急绝食病人去医院抢救。不久，从广场传来消息，说搞动乱的学生头头已同意红十字会派车去。但是，这一措施只收到部分效果，运走一部分人。由于那些头头的强制干预，对于其余的绝食病人，不允许撤离，即使有的人想走，也不准救护队将他们送走，反而把红十字会的大轿车轰走了，并且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这已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头目已丧失起码的人道主义，不顾绝食学生死活，已绝食为手段向政府进行要挟。
以后得知，中顾委委员李昌上午到赵紫阳同志处谈话。随后，李昌拿出自己起草的"要求中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的信，动员中顾委委员签名。李锐、于光远、杜润生等人签了名，李运昌同志拒绝签名。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在天安门成立。他们用高音喇叭发福播放"美国之音"，扬言要打倒"专制独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会登记人员只有401人，后经查证，其中多数是被工厂开除的人员。
李鹏六四日记（三）
第三章
北京戒严
（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内容提要】
第三章记述了从5月17日至5月31日动乱升级的情况。5月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坚持了"四·二六"社论的正确论断，为了挽救危及国家安危的混乱局面，作出了实行戒严的决策。5月19日召开首都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军民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动乱。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中央军委决定调动解放军部分部队进京，协助公安干警和武警，制止动乱和维持社会治安。
解放军进京受到动乱分子的阻挠，动乱分子欺骗和强迫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挟党和政府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承认他们搞动乱是"爱国行动"，继而达到乱中夺权的图谋。
在此紧要关头，赵紫阳不是站在党中央制止动乱的立场，而是站在支持动乱的立场。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暴露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使动乱进一步升级。为了避免流血冲突，戒严部队在北京市郊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修整，耐心地向市民说明来意，以争取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戒严部队未能按期达到预期的目标，天安门仍被动乱分子盘踞。北京和全国局势更加混乱，西方政府和反华舆论对中国的动乱公开表示支持，"美国之音"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充当反华的急先锋，起到对波助澜的作用。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5月17日
下午4时，小平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当前局势。赵、李、乔、胡、姚和尚昆参加，王瑞林也在。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赵讲，目前惟一办法是否定4月26日社论，与学生妥协，缓和下来。
我讲，26日社论是正确的，本来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紫阳同志5月4日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惟一办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乔石认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
依林说，这场动乱是赵的错误造成，他完全赞成李的意见。
胡对局势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想的与广大群众想的差得太远。
杨尚昆认为不能从《社论》中后退，现在目标是邓，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邓讲话，委托出在党内。紫阳5月4日讲话是转折，制止动乱惟一办法是戒严。
邓说，你们的办公室有奸细，看看是谁走漏出去。
晚8时，常委再次碰头，定了戒严时间为5月21日，19日晚开动员大会。赵说，我的时间已结束，已写好信向常委请假。
5月16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到今天凌晨，总算达成一项决定：由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公开发表书面谈话，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信中首先把常委的名字都列出来，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信中肯定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要求学生"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
小平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的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如果我们按照4月26日的社论精神，加强工作，进行对话，那么，积极分子就已经组织起来了，搞动乱的开始害怕了，形势已经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发展。
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因此，问题出在党内，解决的办法，党内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没有这一点精神，还争论干什么，自己宣布垮台算了。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如果中央旗帜鲜明，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发展到了很难收拾的地步。你越让，他就越要闹，事情还在发展。不采取紧急措施，肯定是顶不住的。上海江泽民同志那里，现在还可以顶住，再发展下去，他们也顶不住了。现在没有时间来争论，谁的缺点和谁的责任，这些问题可以慢一点解决。第一步是坚决制止动乱的发展，第二步逐渐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认识不一致，态度不坚决，采取什么措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接着，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
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是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只有宣布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戒严也是保护大多数，但有些人硬要闹，而且让它扩大，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听其自由发展，比如成为全国性动乱。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现在社会一片混乱，什么坏人都出来了，搞打砸抢的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态度要比前更加鲜明，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
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各位常委表态后，小平同志说：
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尚昆同志主持，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接着，小平同志已大无畏的精神指出：
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已经不能考虑别的办法了，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动乱。
北京变成全国性动乱，比"文革"还厉害，"文革"实际上是有领导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领导。动乱的真正口号出来了，就是丢掉共产党，丢掉社会主义。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生，这个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我们这两代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许多老同志对现在的形势很焦急，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对事业感情的表达。
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
小平同志强调：
政治局常委会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
这时，赵紫阳说："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
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指出：
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手打输入者按：此处后半行未见）
小平同志最后说：
没有万全的方案，什么都很稳妥也不可能。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再这个问题再争论了，常委一致起来，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聚精会神吧动乱处理好。
下午6是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王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会后，我分别找罗干、温家宝、严明复同志到办公室来谈话，就今天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向他们作了通报，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处理动乱，有必要立即把这个重要决定告诉他们。
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搞动乱的学生占据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北京社会秩序已陷于混乱，"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声称已有3000人绝食。街上不时出现游行队伍，不时高呼"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非法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拦来往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小平同志家住地安门，离中南海很近，平常我们坐汽车去，不过10分钟。今天为了避开学生非法"纠察队"""，我从小平同志住处绕大道穿小胡同而行，我的坐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中南海。堂堂12亿人的中国合法政府，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为"地下政府"。
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
这里，赵紫阳两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他。
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其实，就在晚上的党委会进行之时，鲍彤也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曾经参加此次会议的顾云昌讲，此时鲍情绪低沉，会场气氛紧张。鲍彤向大家透露了今天常委会的情况。鲍彤说"这可能是我同大家最后一次谈话了"，鲍警告到会者不要当叛徒，做"犹大"。鲍在会上还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诗："曾为大梁客，死报信陵君"。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这里他表示了对赵紫阳的忠心不二。
今天，胡绩伟、江平等24位人大常委写信建议中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局势。
中国民盟、民建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致函赵紫阳，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出呼吁书，"恳请同学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中国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关系。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
5月18日
凌晨5时，赵、李、胡、乔去协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同学。
9时，启立来，商定11时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
下午3时，召开戒严会议。北京军区周依冰司令员报告，决定派5万兵力，20日晚以前进入北京。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北京市长为指挥，司令员为副指挥。
宋平同志反映，鲍彤手下的顾云昌散布"赵完了"，常委3比1。
凌晨5时，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李鹏、乔石和胡启立四位常委都去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而住院的学生，希望其他参加绝食的同学尽快结束绝食，到医院接受治疗。
上午9时左右，胡启立同志来我办公室，提议我去会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我认为这是向搞动乱学生公开表示中央态度的时候了，所以欣然同意。我原以为他会和我一起去，不料，临上车时胡启立却不去了。他解释："四·二六"《社论》是他起草的，学生对他有气，他去不方便。胡启立临阵脱逃，实在不够意思。
11时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同志会见了绝食学生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生领导接见造反派时，往往不时打断或不让领导把话讲完的情况，会见一开始，我就和学生"约法三章"。对这场重要的谈话，根据当时的记录，摘要如下：
李鹏总理：今天和大家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对今天谈话提出一点要求，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讲。我们不打断你们，也不插话。但是，我们讲话时，你们也不要打断我们。（大家表示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你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不是你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你出来，至于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晕倒了，你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我们都听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我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现在能圆满地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
吾尔开希：我们提出：第一，要求下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要全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然后，可以有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
王丹：我们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的态度来的。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绝食抗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希望各位领导能对这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戴颂育：希望尽快答复我们的两个要求。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都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我们都是主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问题，什么面子都应放下来。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我们并不是对李鹏总理个人有什么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化：我同意刚才同学的想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决议"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周，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世界上有一惯例，绝食七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政府也应做到。
王超华：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运动中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无法使这次运动中做到理智。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族运动，学生现在还是比较理智的，但是不能保证形成全民运动时，都是理智的。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总理：如果谁有意见，还可以讲，充分的讲。（无人表示要讲话）请李铁映同志讲一讲。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做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潮，我认为，广大学生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
愿望。但是事情不能完全凭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而要看事态的发展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什么事请都吹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希望在座的同学能够做工作，使在广场绝食的同学尽快的回到学校里去。
中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现在关心的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学生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现在，同学们自发产生的三个组织，对局势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了，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现在你们惟一可以产生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们离开现场。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等：这几天事态的发展，使北京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地影响，多数市民希望安定下来，我向同学们转达广大市民的意见。不要让绝食的同学的生命受到威胁，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李鹏总理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几点意见：
第一点，发言的同学愿意谈实质性的问题，我就先谈实质性问题，这就是立即停止绝食。我要求由中国和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的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同时，我要求北京市和中央所属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大力的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
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生命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应该从关系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并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致肯定大多数同学的爱国热情，愿望是好的。你们提出的有些意见也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积极地。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所决定。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昨天京广铁路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术的旗号到北京来了，使局势更加混乱。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挺好，不愿意听也好，我都要利用
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告诉全国人民。动乱，中国出现过多次，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伤害，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市民、工人，甚至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街游行，好像是对你们表示声援。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希望你们身体上不要受到伤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的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商量，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这样做，不是在帮助你们，而是把你们推向危险的深渊，我们不是赞成的。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这场事件性质问题，我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今天这个场合不讲，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一味要在性质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在座的同学，你们已不能够左右在广场爵士学生的行动，那我就直接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传达政府的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忠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在动乱性质上，今天我没与这些人纠缠。因为不是讲这个问题的时机和场合。但我也留下了一个复辟。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
我的讲话击中了要害。学生头目没有再讲什么实质性的话。临散会前，吾尔开习还演了一场闹剧。声称自己心脏病复发，学生把他抬上担架，搬来氧气瓶，给他上氧气，抬出了会场。
这场座谈会的实况录像，没想到启立同志不让电视台全文转播。但是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还是指示中央电视台在当时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出了这次会见的录像。这使全国上下都知道党和政府对动乱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后来告诉我：18日乌鲁木齐动乱学生冲击党委大楼，砸碎了玻璃，当时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才恰当。听了广播后，他们的腰杆子就硬起来了。
当时福建省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贺国强后来告诉我：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要求市委支持学生，闹得交通堵塞，社会混乱，他们也不知中央是什么什么态度。听了广播后，福州学生自动撤离了。
杨尚昆同志在上午还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调北京军区5万人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要求其中3万人于19日晚进北京，另决定调沈阳军区2万人进京，先下达预先命令。
下午3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我和乔石，尚昆同志参加。尚昆向我们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
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
果然不出所料，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反映一个重要的情况：鲍彤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级干部顾云昌向中组部研究室的刘绍荣等人散布：鲍彤昨晚在政改室开了会。鲍彤说今天常委会上3比1，赵已完了。另一个问，那你们老鲍呢？顾说，他首当其冲。又有人问，那你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呢？
顾说，解散呗！
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
5月19日
晨5时许，赵紫阳和我分乘两辆面包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
上午9时，到邓小平处，有陈、李、杨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姚、乔，三总部的迟、赵、杨，还有秦、洪、刘。
邓小平讲了几点，大家都表示赞成。
一、问题出在党内，两个司令部，表面上是赵和李，实际上是赵和我。
二、不能再退，再退就是逃兵。
三、戒严的目的是保卫人民。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赵的问题，人数40人左右，由李、乔、宋筹备。
五、人基本定下来。李鹏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又说：我最大的失误是找错了两个接班人。
六、舆论不可小看，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直接抓。
邓还说，对赵周围的人，还在搞名堂的，应控制起来。
晚10时，在总后礼堂，中央开了首都党政军动员大会，我代表中央讲话，杨也讲了话。
凌晨5时许，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由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我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陪同，分乘两辆救护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我乘车进入广场，当学生发现是我，纷纷围到车前门。我向绝食学生表示了慰问，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和政府站在一起维护国家稳定。在罗干的指挥下，我们的座车从容离开广场。赵就不同了，他下车以后，站在学生中间拿个话筒，满面愁容地对围住他的学生说："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相信学生提出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这句话与昨天阎明复对学生讲的是一致的。赵还故作姿态，向学生鞠躬致敬。赵是在作孤注一掷，向学生公开了党中央的分歧，进一步煽动学生的对抗情绪。
上午10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根据我当时的记录，主要内容是：
一、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二、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三、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保护学生，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快恢复正常秩序。无政府主义任它发展，很快就会波及全国，不可收拾。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果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我们这些人，都搞过学生运动，也算有经验。知道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此二字不清）人不可免，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20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
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安。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熟悉党务，熟悉人的情况，可以帮三年。中央领导要逐步年青化，老同志一年不如一年，就不再进常委了，在一边帮忙更好些。常委还应该补充一两名在地方工作、搞改革、有成效的人。新的常委要树立新的形象，政治局应该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局。
六、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十三大从理论到实践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不能因为动乱而发生动摇。动乱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解决好了，能保持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今天的会议我是到得较早的一个。小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他又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我当即表示赞同。我说，在1987年学潮中，在这次动乱中，江泽民同志都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既有在中央部委工作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的经历，是总书记合适的人选。
今天下午，我在紫光阁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使伍尔科特。他说，他从大使馆出来，是穿过小胡同到中南海，沿途费了不少周折，迟到了，请你原谅。我说，北京发生动乱，已不同程度地蔓延到外地。但这纯属中国内政，我们会妥善加以解决，对此，我充满信心。
晚上10时，在总后礼堂，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会前我请启立同志去请赵紫阳出席会议并讲话。赵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我让胡启立再次去请赵紫阳主持会议，不作讲话，至少出席一下会议，以表示党中央的一致。赵紫阳不是说过对这次中央的决策虽然保留意见，但组织上服从吗？令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仍拒绝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由乔石同志主持，李锡铭同志首先介绍了北京学潮发生的经过和发展的趋势。接着，我在会上作了报告:
今天，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共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5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5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越来越多，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首都的政策秩序。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了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及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
必须强调，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
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 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恢复健康。
二、 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作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体共产党员要在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绩法纪，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坚持正常生产秩序；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的复课。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我在讲话结束时，还为解放军进城和即将宣布的戒严留下一个伏笔。我说，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为维护首都安全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我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会场情绪慷慨激昂，十分热烈。
尚昆同志在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说，调来一部分解放军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和经常，维持社会秩序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赵紫阳拒绝出席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再一次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暴露和他与党中央的决裂。赵紫阳犯下了分裂党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下午，赵紫阳还给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写信称："我头痛加剧，急需治疗和卧床休息"，"在此期间，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议李鹏同志主持"。
就在中央召开大会前45分钟，天安门广场的绝世学生也宣布停止绝食。、
鲍彤领导的政改室另一位副局级干部高山，在19日上午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高山根据鲍的意思，先后炮制四份反动传单，并以"体改所"、"农研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学会"四家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为散发并进行广播。"声明"呼吁公开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立即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进行干预；召开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议；授意学生要赶快结束绝食，说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这就是指戒严。以上事实说明，小平同志在5月17日开会时就对常委们讲"你们办公室内有奸细"，这一判断是十分正确的。党的核心机密已被鲍彤泄露到动乱分子那里，扩散到社会上了。
今天，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人在蓟门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
5月20日
昨晚，形势有恶化的迹象，广场宣布，20万人静坐或绝食。我和乔、杨电话商量，决定10时宣布戒严。
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由丁关根、王忍之、袁木、何东昌、曾建徽参加。
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主力被困在八宝山，南面被围在南苑，东面困在通县，北面困在太平庄。唯一成功的是由沙河到达北京车站，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包围。
北京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广场游人宣布，有20万人静坐反对昨晚的首都党政军大会。我和乔石同志在电话中商定原定今晨8时实施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因为准备工作跟不上，宣布戒严开始时间推迟到上午10时。
9时30分，我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定，为了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１６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１０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为什么只选择北京市部分地区，而不是整个北京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动乱主要是发生在北京市区，而市属10个县相对比较平静，没有必要实行全市都戒严。二是宪法规定国务院只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权力，在整个省区市实行戒严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央的同志都很焦急，因为新闻界思想混乱，舆论跟不上。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工作小组，有丁关根、王忍之、曾建徽、袁木、何东昌、王维澄等同志参加。我召集他们开了会，要求重点抓好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四大新闻单位，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对动乱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在戒严期间，必要时，中央可派代表进驻人民日报，加强新闻监督。
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2000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动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从19日到至20日，有人在北京街头散发了冒充人民日报号外的传单，说"我们以极为悲痛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的权力已被剥夺"，"军管迫在眉睫"。
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说市委常委会全体同志收看了19日晚中央召开大会的实况转播，一致拥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
20凌晨，江泽民同志发表广告讲话：
昨天晚上，北京绝食请愿的同学已宣布停止绝食。我衷心希望上海的绝食同学迅速停止绝食，接受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同时，我衷心地希望参加游行、静坐的同学有秩序地撤离现场，返回学校。
凌晨2时45分，上海绝食静坐5天的学生已全部撤离广场。
陕西、湖南、河北、河南和福建省委和政府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拥挤李鹏同志的重要讲话。
胡启立同志给中央常委写信，表示造成杨尚昆在19日大会上讲的，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他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对此信，姚依林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
上午10时，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到中南海鲍彤处。陈向鲍彤详细介绍了《关于对时局六点紧急声明》传单的内容，鲍彤说很好。鲍还说，戒严这一招肯定失败，这件事肯定要翻过
来。鲍还说，党内已解决不了问题，要尽快召开人大，罢免李鹏。以后你们不可能再从我这里得到情况了。两人谈话延续一小时之久。
11时许，陈一谘召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层干部开会。会上，陈一谘传达了鲍彤的指示："要保护体革所的人，他们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你们以后不要依靠上边获得消息了"。这就意味着鲍彤不会再给他们消息了。在社会上还有人散发了一份以首都知识界为签名的传单，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弹劾李鹏，以解国忧"。
戒严力发布后，仍有数万人在天安门静坐请愿，"高自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声明：第一，全国人大召开临时大会，罢免总理李鹏，署名国家主席杨尚昆。第二，反对军管，抑制军队进城。
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在通往市中心区的各路口设置障碍物，阻拦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还向他们投掷石块和酒瓶，严重干扰了戒严部队按时到达戒严地点。
5月21日
上午，在尚昆处开会。他已搬到中南海住。商议结果，部队原地整休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入后续部队。
中午，我给邓处打电话，提议三日后召开扩大会方，彻底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处来电话，邓的意思，等大军进入后，再开会，更有把握。
全国已有22个省市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杨尚昆已搬进中南海。我们近在咫尺，便于共商戒严事宜。
10时，我和乔石去尚昆处。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全国已有22个省市党委和政府公开表态，拥护中央决定，拥护5月19日李鹏代表中央的讲话。
以后才知道，今天上午，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阎去见杨尚昆，杨拒绝了赵的建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的重大措施》表示对国务院戒严令坚决贯彻执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表致北京市民的信，解放军奢侈命来京协助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社会秩序，希望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理解和大力支持。
"美国之音"大量散布谣言，称"万里从加拿大来电，说李鹏讲话不合乎宪法"，"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支持学生运动"，"首钢22万工人就要罢工，上街声援学生。"
5月22日
戒严令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首都中心地区，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游行，各省市都表态支持中央。
下午三时，我找依林和乔石来研究，大体上想在一周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立即给省委书记打招呼。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
晚上8时至11时，我、乔、姚和杨听取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意见。他们开始提出：一、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城区；二、由人大常委与学生谈判，条件是承认爱国行动；三、请万里回国。经我们做工作，通报情况后，已说服他们不开常委会，也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戒严令已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北京市城区中心地区。全国各大城市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还伴随着打砸抢暴力行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纷纷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下午3时，我请乔石和依林同志来研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的设想：会议在一周后举行，主要是等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会议才能开成；扩大会议中心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扩大会议结束后，由中央立即向各省市，传达会议精神，促使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保持行动一致。
小平同志对稳定军心很重视，认为这是大局，要求妥善处理好。由于我代表中央讲了话，又以总理名义发布了戒严令，在广场上和游行队伍口号目标集中对准邓小平、李鹏、杨尚昆。
人大常委中有人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学潮"的问题，已得到一些常委的支持。人大常委委员，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起草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由胡的秘书四处打电话，征集常委签名，另一位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和16位委员在"征集函"上签了名。北大教授徐良英对方励之说，"党内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是要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现在要看"人大常委敢不敢按宪法办事了"。
中办报告，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有的说：对学生还是疏通教育的办法好，用强制办法越搞越对立。一个月来香港对我们都是赞赏的，现在改变态度。当然，政府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实际放弃了疏导。从共产党的章程来看，怎样才能撤换总书记，是不是五个常委中有四个人一反对（此处没扫描完整）
有的说：这么大的事，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却没有声音，我很着急。一个戒严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党派讲话不行，现在只有请大学校长都出来讲话了。我建议，以委员长会议名义邀请各大学校长来座谈。第一、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第二、政府秋后不能算账。现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如果政府与人大对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权罢免政府。（有人插话：不能以人大常委会名义邀请大学校长。）
有的说：关键的一条，学生是爱国心动，不是动乱。（有人插话：中央没有说过学生都在搞动乱，那是指少数人。）
有的说：我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做决定。我们呼吁学生停止示威游行，给政府一个时间，也给我们最高权力机关一个时间。
有的说：学生的要求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承认是合法组织。
有的说：双方都撤退，学生回校，军队也撤退。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
有的说：宪法规定，副委员长受委员长的委托，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有人插话：万里出国没有委托谁代理，是万里的责任。）
有的说：不必拘泥这些了，国务院已发布了戒严令，人大应该立即开会。
有的说：是部分戒严，北京还有十个县，并没有戒严。
有的说：现在情况下，人大常委和国务院不一致不一致可不得了。
有的说：今天会议肯定学生是爱国运动能高，明天要公布出去，不是要讲透明度嘛！
有的说：大家一致决定的，才能公布。
有的说：不是讲透不透明的问题，而是要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有的说：按惯例，还是由党内副委员长先向中央通报一下吧！
对此，大家都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有的人要求国务院派负责人出席委员长会议，对总理发布戒严令作出解释。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总理有权对省（市区）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从法律角度上讲不违宪；从组织上看，这是党中央常委的决定，也完全合乎党内决策的程序。社会上已广泛流传"通过人大来限制政府"的议案，"弹劾总理，取消戒严"，显然背后有黑手在指挥。民主党派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程度地支持学生是"爱国运动"的声明。有的人是出自不理解，有的认识观点相合。对部分人大常委的动向，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简单处理。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党对人大的领导作用，对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向他们通报情况，引导他们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放任自流。我征得乔石、姚依林和杨尚昆的同意后，请中办通知人大办公厅，以党中央名义先同人大党组成员和党员副委员长交换意见。
晚上8时至11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六位同志。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回报。
在会上，我们心平气和地向六位同志介绍了发生动乱的过程，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强调只有坚决制止动乱，才能挽救中国的道理。根据当时的记录，我的讲话要点如下：
最近，中央常委多次研究过，所有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人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从4月26日社论的立场后退。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的泛滥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结果。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在5月19号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有在二线的，也有在三线"摇羽毛扇"的，相当老道。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通过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调子与4月26日社论完全不同。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那篇讲话以后学潮更不断升温，达到上街游行的高潮。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谁代表改革开发，是赵紫阳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当然，赵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如果我们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
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在京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党委的决议，实行戒严也是党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赵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是不行的。
杨尚昆同志也讲了话：
学生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成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赵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事态发展得更厉害了，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也有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因此，就决定写了4月26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用电报发给赵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
赵紫阳就有了几篇东西，一是5月3日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都要他加上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特别是赵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以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就与常委的同志，还有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讲，这是最后的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赵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赵紫阳也讲，党内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
晚上8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赵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之后，他给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要中央承认4月26日社论错了。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会谈。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小平同志讲，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
乔石同志也讲了话：
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曾提出希望"下一个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中央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他们认为胜利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的。总之，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我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不进城也不行。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了，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是难以为继的。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部队拖下来没有进城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也不行。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天安门。希望人大、政协都帮助做工作。
听完我们的讲话后，几位副委员长都表示执行党中央决定，认为目前已不宜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宜要求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这六位副委员长态度也不完全一致，陈慕华和王汉斌同志态度明朗。廖汉生同志不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叶飞同志情绪比较激动，彭冲同志看来是同情学生的。
19日，中央常委收到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请万里中止出访，提前回国并于五月提前召开本届第八次常委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
最近许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来信来电，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或代表大会，采取稳妥措施缓和当前的严峻局势。11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都赞成将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为此，今天上午由彭冲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
党组同志考虑到，法律规定临时召开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一致认为提前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问题，已势在必行。
我经过考虑，立即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姚依林批示，"同意不变动。"乔石也在自己名字上圈阅，表示同意李、姚的意见。
今天，万里委员长从加拿大给中央发来电报，他将按原定日程于22日访美，有何信息向美方领导人转达，请国内复示。
在天安门广场谣传政府要动用解放军镇压滞留在广场上的20万学生，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今天下午中央开会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广场上的20万大学生，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关押被捕学生，而且今晚就要开始行动，明晨5时由环卫工人清扫天安门广场。
22日，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出首都生产和生活已相当混乱，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阻拦车辆，扭打军人，非法设立哨卡，对行人搜身。更有一伙社会上的流氓痞子组成的摩托车队，号称"飞虎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指挥部通告针对这些混乱现象提出五点要求。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支持以恢复首都正常秩序。
21日晚7时许，聂荣臻元帅对来访的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等11位同学说，所传中央的决定纯属谣言，军队到北京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定。他要求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返校复课。
21日晚9时，徐向前元帅在住地接见7名学生代表。徐帅说，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
上午，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玮同志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中央对当前局势的意见。我向她详细通报了动乱的经过和中央常委的决定，请她回去向邓大姐报告。当天，邓颖超同志发表了告全市市民书，态度明朗而亲切。她说，这次解放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大力支持。她还在告市民书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社会上流传的种种关于邓大姐、聂帅和徐帅反对戒严的谣言，不攻自破。
今天，戒严部队普遍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首都学生"的教育。戒严部队部分干部和战士被殴打致伤，仍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北京日报刊登11位市民的来信，来信说："现在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交通断绝，不少人上不了班，病人去不了医院"，"孩子没有奶喝，蔬菜运不进来"，"煤气罐运不进来，居民无法做饭"，"垃圾、粪便运不出去，卫生越来越差"。"这样下去，人们怎么生活？"
湖南湘潭市发生打、砸、抢事件，冲击派出所，焚烧市政府牌子，阻塞公共交通，打伤公安干警。部分大学生与公安干警一道，奋力保卫市府大门，使歹徒未能冲进市府大院。
上海6000余学生于今晨4时占领了苏州河5个桥头，市区南北5条主要干道被堵塞。武汉2万名大学生游行到武钢门前，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煽动工人罢工。
5月23日
上午，杨主席和薄一波同志来我办公室，谈到许多老同志都不了解情况，有必要通气，一些人的立场有可能转过来。
下午，邓小平同意向高级干部通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乔石同志参加副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个也没有答应。他们强烈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中顾委许多老同志对当前局势十分关心，忧心忡忡，但苦于不了解政治局常委决定情况。看来，中央有必要向中顾委通气。我相信这些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只要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绝大多数老同志是会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个别对这件事处理上有意见的人，也可能转变过来。经我同薄一波同志商量，决定中顾委召开一次会议，有我代表中央向老同志就当前的局势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做一通报。
上午，我先后约吴学谦副总理和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同志来，向他们通报中央常委的决定。要求外交系统和人民日报社要贯彻常委的决定。
小平同志同意就当前形势和中央决定问题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领导同志作通报，并要尚昆同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湘军队领导干部作通报。然后我与宋平同志一起商量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通报的问题，共同拟定了由我、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分别向各省市、个老同志谈话的分工名单。
乔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参加签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很激动，认为他们踢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他们对居室捉摸不定，心中打鼓，怕出大问题。他们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同志就动乱发生经过以及中央常委的决定，耐心而细致地做了解释，指出戒严的必要性。大部分副委员长表示接受，少数副委员长思想仍然不通。
晚8时半，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几天的形势，会议决定向各省市领导通气，并确定了个常委的分工。
晚10时，我找丁关根、王维澄、袁木、曾建微等同志来，向大家通报了今天常委会的决定，并请他们起草我想中顾委通报的讲话稿。
今天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科院召集会议，宣布成立"首都各界爱国委维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维宪会"由王军涛、王丹主持。推选柴玲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会议决定，坚决不撤离广场，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5月24日
今天，我分别与江泽民、叶选平、李瑞环、杨析宗，程维高同志电话，通报情况。对中央决定除河南的同志犹豫多一点外，其他同志的态度都很坚决。
晚上常委碰头，对在幕后指挥的那一批人，经过讨论，还是不宜马上下手，目前重要的是掌握证据。
今天开始，由我和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同志分别和各省市领导同志谈话，通报动乱发生的经过和中央的决定，并征询他们对中央决定的意见。我分别和上海的江泽民同志、广东的叶选平同志、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河南的杨析宗、程维高同志谈话。江泽民同志态度十分坚定，拥护中央决定，认为中央决定也是对上海的支持。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表现出对赵紫阳有些同情，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其他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次谈话共50余人次，使各省市、区负责同志心里有了底，表示回去要坚决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多做工作。同日，尚昆同志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各军兵种、大军区负责人70余人参加。另外姚依林同志还分批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谈了话。他们会去向党组传达，共有29人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反馈了意见和表明了态度。
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大家认为，对在幕后指挥动乱的那一些坏人，目前还不宜马上下手采取行动，重要的是掌握确凿证据。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在讲话中称："全世界都在关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自由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着具有想象力的全世界男女"，"美国将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
5月25日
上午，开宣传小组碰头会，确定近期的宣传方针。主要是宣传解放军形象，最近社会上谣言甚多。我利用会见三位新驻华大使的机会，出一下场，讲一篇话。
下午，与许家屯谈话。他谈得只是在福建搞开发区。
晚上，开常委会，决定把通气会上的讲话传达到县团级，并发书面材料。原则上确定在5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号召开中央委员会议。
上午，我主持常委碰头会，研究解放军进城受阻的问题。确定近期要大力宣传解放军形象，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使解放军能够顺利进城。
最近港台以及国内社会上谣言纷纷，说"邓小平已死"，"李鹏被他的警卫员开枪击伤"。国家领导人从5月19日大会以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出来过。因此，我今天利用会见尼日利亚、墨西哥、缅甸三位新任驻华大使的机会，针对赵紫阳下台是否意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要倒退的讨论，讲了一篇话。我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两年前，自由化分子苏晓康编导了一部名叫《河殇》的电视政论片。在这部电视片里大肆吹捧赵紫阳，说只有赵在1987年担任了总书记以后，才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赵紫阳似乎是改革开放的旗手，要树立赵紫阳的"新"权威，中国才有希望。我今天对三位大使的这个说明，对国内外都是必要的。针对宣布戒严是否合法的议论，我说，中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款的规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曾经决定在全国实行过军事管制措施。针对戒严是否就是军事管制的问题，我说，戒严不同于军事管制。"军管"实在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时，由军事当局来接管政府全部或部分职能的一种措施。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中国政府是稳定的，有能力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下午，香港新华社分社许家屯来看我，我虽然很忙，当仍然抽空与他谈了话。他没有针对当前动乱局势谈什么意见，而提出想在福建搞新的经济开发区，有点不识时务，言不及意。我看着未公开颂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许社长，是来摸中央底的。
晚上，我主持召开常委碰头会。会议决定把向各省市、部委领导通气讲话内容发下去，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碰头会原则上确定在6月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号左右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对赵紫阳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决定。
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告北京市民书》，提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来北京市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给予协助和支持。这几天戒严部队利用进城受阻的机会，开始内部整顿工作。有些部队来的匆忙，缺乏思想动员，需要对官兵传达和宣传中央的决定，是每个战士对自己执行戒严的光荣而坚决的任务有充分的理解。
上午，彭真邀请党内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廖汉生、耿飚、陈慕华、王汉斌，商讨对学潮和动乱的看法。彭真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这次游行示威就是动乱。全国人大是代表11亿人民的，不能服从搞游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与会同志都表示同意。
北京戒严
（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内容提要】
第三章记述了从5月17日至5月31日动乱升级的情况。5月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坚持了"四·二六"社论的正确论断，为了挽救危及国家安危的混乱局面，作出了实行戒严的决策。5月19日召开首都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军民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动乱。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中央军委决定调动解放军部分部队进京，协助公安干警和武警，制止动乱和维持社会治安。
解放军进京受到动乱分子的阻挠，动乱分子欺骗和强迫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挟党和政府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承认他们搞动乱是"爱国行动"，继而达到乱中夺权的图谋。
在此紧要关头，赵紫阳不是站在党中央制止动乱的立场，而是站在支持动乱的立场。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暴露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使动乱进一步升级。为了避免流血冲突，戒严部队在北京市郊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修整，耐心地向市民说明来意，以争取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戒严部队未能按期达到预期的目标，天安门仍被动乱分子盘踞。北京和全国局势更加混乱，西方政府和反华舆论对中国的动乱公开表示支持，"美国之音"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充当反华的急先锋，起到对波助澜的作用。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5月17日
下午4时，小平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当前局势。赵、李、乔、胡、姚和尚昆参加，王瑞林也在。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赵讲，目前惟一办法是否定4月26日社论，与学生妥协，缓和下来。
我讲，26日社论是正确的，本来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紫阳同志5月4日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惟一办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乔石认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
依林说，这场动乱是赵的错误造成，他完全赞成李的意见。
胡对局势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想的与广大群众想的差得太远。
杨尚昆认为不能从《社论》中后退，现在目标是邓，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邓讲话，委托出在党内。紫阳5月4日讲话是转折，制止动乱惟一办法是戒严。
邓说，你们的办公室有奸细，看看是谁走漏出去。
晚8时，常委再次碰头，定了戒严时间为5月21日，19日晚开动员大会。赵说，我的时间已结束，已写好信向常委请假。
5月16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到今天凌晨，总算达成一项决定：由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公开发表书面谈话，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信中首先把常委的名字都列出来，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信中肯定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要求学生"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
小平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的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如果我们按照4月26日的社论精神，加强工作，进行对话，那么，积极分子就已经组织起来了，搞动乱的开始害怕了，形势已经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发展。
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因此，问题出在党内，解决的办法，党内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没有这一点精神，还争论干什么，自己宣布垮台算了。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如果中央旗帜鲜明，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发展到了很难收拾的地步。你越让，他就越要闹，事情还在发展。不采取紧急措施，肯定是顶不住的。上海江泽民同志那里，现在还可以顶住，再发展下去，他们也顶不住了。现在没有时间来争论，谁的缺点和谁的责任，这些问题可以慢一点解决。第一步是坚决制止动乱的发展，第二步逐渐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认识不一致，态度不坚决，采取什么措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接着，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
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是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只有宣布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戒严也是保护大多数，但有些人硬要闹，而且让它扩大，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听其自由发展，比如成为全国性动乱。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现在社会一片混乱，什么坏人都出来了，搞打砸抢的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态度要比前更加鲜明，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
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各位常委表态后，小平同志说：
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尚昆同志主持，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接着，小平同志已大无畏的精神指出：
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已经不能考虑别的办法了，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动乱。
北京变成全国性动乱，比"文革"还厉害，"文革"实际上是有领导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领导。动乱的真正口号出来了，就是丢掉共产党，丢掉社会主义。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生，这个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我们这两代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许多老同志对现在的形势很焦急，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对事业感情的表达。
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
小平同志强调：
政治局常委会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
这时，赵紫阳说："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
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指出：
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手打输入者按：此处后半行未见）
小平同志最后说：
没有万全的方案，什么都很稳妥也不可能。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再这个问题再争论了，常委一致起来，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聚精会神吧动乱处理好。
下午6是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王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会后，我分别找罗干、温家宝、严明复同志到办公室来谈话，就今天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向他们作了通报，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处理动乱，有必要立即把这个重要决定告诉他们。
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搞动乱的学生占据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北京社会秩序已陷于混乱，"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声称已有3000人绝食。街上不时出现游行队伍，不时高呼"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非法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拦来往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小平同志家住地安门，离中南海很近，平常我们坐汽车去，不过10分钟。今天为了避开学生非法"纠察队"""，我从小平同志住处绕大道穿小胡同而行，我的坐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中南海。堂堂12亿人的中国合法政府，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为"地下政府"。
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
这里，赵紫阳两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他。
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其实，就在晚上的党委会进行之时，鲍彤也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曾经参加此次会议的顾云昌讲，此时鲍情绪低沉，会场气氛紧张。鲍彤向大家透露了今天常委会的情况。鲍彤说"这可能是我同大家最后一次谈话了"，鲍警告到会者不要当叛徒，做"犹大"。鲍在会上还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诗："曾为大梁客，死报信陵君"。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这里他表示了对赵紫阳的忠心不二。
今天，胡绩伟、江平等24位人大常委写信建议中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局势。
中国民盟、民建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致函赵紫阳，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出呼吁书，"恳请同学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中国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关系。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
5月18日
凌晨5时，赵、李、胡、乔去协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同学。
9时，启立来，商定11时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
下午3时，召开戒严会议。北京军区周依冰司令员报告，决定派5万兵力，20日晚以前进入北京。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北京市长为指挥，司令员为副指挥。
宋平同志反映，鲍彤手下的顾云昌散布"赵完了"，常委3比1。
凌晨5时，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李鹏、乔石和胡启立四位常委都去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而住院的学生，希望其他参加绝食的同学尽快结束绝食，到医院接受治疗。
上午9时左右，胡启立同志来我办公室，提议我去会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我认为这是向搞动乱学生公开表示中央态度的时候了，所以欣然同意。我原以为他会和我一起去，不料，临上车时胡启立却不去了。他解释："四·二六"《社论》是他起草的，学生对他有气，他去不方便。胡启立临阵脱逃，实在不够意思。
11时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同志会见了绝食学生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生领导接见造反派时，往往不时打断或不让领导把话讲完的情况，会见一开始，我就和学生"约法三章"。对这场重要的谈话，根据当时的记录，摘要如下：
李鹏总理：今天和大家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对今天谈话提出一点要求，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讲。我们不打断你们，也不插话。但是，我们讲话时，你们也不要打断我们。（大家表示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你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不是你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你出来，至于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晕倒了，你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我们都听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我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现在能圆满地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
吾尔开希：我们提出：第一，要求下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要全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然后，可以有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
王丹：我们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的态度来的。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绝食抗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希望各位领导能对这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戴颂育：希望尽快答复我们的两个要求。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都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我们都是主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问题，什么面子都应放下来。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我们并不是对李鹏总理个人有什么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化：我同意刚才同学的想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决议"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周，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世界上有一惯例，绝食七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政府也应做到。
王超华：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运动中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无法使这次运动中做到理智。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族运动，学生现在还是比较理智的，但是不能保证形成全民运动时，都是理智的。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总理：如果谁有意见，还可以讲，充分的讲。（无人表示要讲话）请李铁映同志讲一讲。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做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潮，我认为，广大学生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
愿望。但是事情不能完全凭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而要看事态的发展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什么事请都吹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希望在座的同学能够做工作，使在广场绝食的同学尽快的回到学校里去。
中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现在关心的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学生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现在，同学们自发产生的三个组织，对局势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了，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现在你们惟一可以产生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们离开现场。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等：这几天事态的发展，使北京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地影响，多数市民希望安定下来，我向同学们转达广大市民的意见。不要让绝食的同学的生命受到威胁，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李鹏总理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几点意见：
第一点，发言的同学愿意谈实质性的问题，我就先谈实质性问题，这就是立即停止绝食。我要求由中国和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的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同时，我要求北京市和中央所属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大力的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
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生命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应该从关系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并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致肯定大多数同学的爱国热情，愿望是好的。你们提出的有些意见也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积极地。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所决定。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昨天京广铁路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术的旗号到北京来了，使局势更加混乱。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挺好，不愿意听也好，我都要利用
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告诉全国人民。动乱，中国出现过多次，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伤害，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市民、工人，甚至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街游行，好像是对你们表示声援。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希望你们身体上不要受到伤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的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商量，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这样做，不是在帮助你们，而是把你们推向危险的深渊，我们不是赞成的。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这场事件性质问题，我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今天这个场合不讲，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一味要在性质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在座的同学，你们已不能够左右在广场爵士学生的行动，那我就直接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传达政府的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忠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在动乱性质上，今天我没与这些人纠缠。因为不是讲这个问题的时机和场合。但我也留下了一个复辟。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
我的讲话击中了要害。学生头目没有再讲什么实质性的话。临散会前，吾尔开习还演了一场闹剧。声称自己心脏病复发，学生把他抬上担架，搬来氧气瓶，给他上氧气，抬出了会场。
这场座谈会的实况录像，没想到启立同志不让电视台全文转播。但是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还是指示中央电视台在当时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出了这次会见的录像。这使全国上下都知道党和政府对动乱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后来告诉我：18日乌鲁木齐动乱学生冲击党委大楼，砸碎了玻璃，当时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才恰当。听了广播后，他们的腰杆子就硬起来了。
当时福建省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贺国强后来告诉我：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要求市委支持学生，闹得交通堵塞，社会混乱，他们也不知中央是什么什么态度。听了广播后，福州学生自动撤离了。
杨尚昆同志在上午还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调北京军区5万人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要求其中3万人于19日晚进北京，另决定调沈阳军区2万人进京，先下达预先命令。
下午3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我和乔石，尚昆同志参加。尚昆向我们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
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
果然不出所料，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反映一个重要的情况：鲍彤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级干部顾云昌向中组部研究室的刘绍荣等人散布：鲍彤昨晚在政改室开了会。鲍彤说今天常委会上3比1，赵已完了。另一个问，那你们老鲍呢？顾说，他首当其冲。又有人问，那你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呢？
顾说，解散呗！
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
5月19日
晨5时许，赵紫阳和我分乘两辆面包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
上午9时，到邓小平处，有陈、李、杨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姚、乔，三总部的迟、赵、杨，还有秦、洪、刘。
邓小平讲了几点，大家都表示赞成。
一、问题出在党内，两个司令部，表面上是赵和李，实际上是赵和我。
二、不能再退，再退就是逃兵。
三、戒严的目的是保卫人民。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赵的问题，人数40人左右，由李、乔、宋筹备。
五、人基本定下来。李鹏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又说：我最大的失误是找错了两个接班人。
六、舆论不可小看，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直接抓。
邓还说，对赵周围的人，还在搞名堂的，应控制起来。
晚10时，在总后礼堂，中央开了首都党政军动员大会，我代表中央讲话，杨也讲了话。
凌晨5时许，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由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我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陪同，分乘两辆救护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我乘车进入广场，当学生发现是我，纷纷围到车前门。我向绝食学生表示了慰问，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和政府站在一起维护国家稳定。在罗干的指挥下，我们的座车从容离开广场。赵就不同了，他下车以后，站在学生中间拿个话筒，满面愁容地对围住他的学生说："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相信学生提出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这句话与昨天阎明复对学生讲的是一致的。赵还故作姿态，向学生鞠躬致敬。赵是在作孤注一掷，向学生公开了党中央的分歧，进一步煽动学生的对抗情绪。
上午10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根据我当时的记录，主要内容是：
一、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二、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三、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保护学生，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快恢复正常秩序。无政府主义任它发展，很快就会波及全国，不可收拾。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果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我们这些人，都搞过学生运动，也算有经验。知道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此二字不清）人不可免，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20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
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安。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熟悉党务，熟悉人的情况，可以帮三年。中央领导要逐步年青化，老同志一年不如一年，就不再进常委了，在一边帮忙更好些。常委还应该补充一两名在地方工作、搞改革、有成效的人。新的常委要树立新的形象，政治局应该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局。
六、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十三大从理论到实践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不能因为动乱而发生动摇。动乱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解决好了，能保持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今天的会议我是到得较早的一个。小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他又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我当即表示赞同。我说，在1987年学潮中，在这次动乱中，江泽民同志都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既有在中央部委工作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的经历，是总书记合适的人选。
今天下午，我在紫光阁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使伍尔科特。他说，他从大使馆出来，是穿过小胡同到中南海，沿途费了不少周折，迟到了，请你原谅。我说，北京发生动乱，已不同程度地蔓延到外地。但这纯属中国内政，我们会妥善加以解决，对此，我充满信心。
晚上10时，在总后礼堂，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会前我请启立同志去请赵紫阳出席会议并讲话。赵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我让胡启立再次去请赵紫阳主持会议，不作讲话，至少出席一下会议，以表示党中央的一致。赵紫阳不是说过对这次中央的决策虽然保留意见，但组织上服从吗？令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仍拒绝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由乔石同志主持，李锡铭同志首先介绍了北京学潮发生的经过和发展的趋势。接着，我在会上作了报告:
今天，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共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5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5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越来越多，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首都的政策秩序。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了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及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
必须强调，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
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 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恢复健康。
二、 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作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体共产党员要在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绩法纪，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坚持正常生产秩序；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的复课。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我在讲话结束时，还为解放军进城和即将宣布的戒严留下一个伏笔。我说，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为维护首都安全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我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会场情绪慷慨激昂，十分热烈。
尚昆同志在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说，调来一部分解放军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和经常，维持社会秩序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赵紫阳拒绝出席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再一次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暴露和他与党中央的决裂。赵紫阳犯下了分裂党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下午，赵紫阳还给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写信称："我头痛加剧，急需治疗和卧床休息"，"在此期间，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议李鹏同志主持"。
就在中央召开大会前45分钟，天安门广场的绝世学生也宣布停止绝食。、
鲍彤领导的政改室另一位副局级干部高山，在19日上午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高山根据鲍的意思，先后炮制四份反动传单，并以"体改所"、"农研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学会"四家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为散发并进行广播。"声明"呼吁公开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立即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进行干预；召开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议；授意学生要赶快结束绝食，说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这就是指戒严。以上事实说明，小平同志在5月17日开会时就对常委们讲"你们办公室内有奸细"，这一判断是十分正确的。党的核心机密已被鲍彤泄露到动乱分子那里，扩散到社会上了。
今天，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人在蓟门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
5月20日
昨晚，形势有恶化的迹象，广场宣布，20万人静坐或绝食。我和乔、杨电话商量，决定10时宣布戒严。
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由丁关根、王忍之、袁木、何东昌、曾建徽参加。
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主力被困在八宝山，南面被围在南苑，东面困在通县，北面困在太平庄。唯一成功的是由沙河到达北京车站，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包围。
北京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广场游人宣布，有20万人静坐反对昨晚的首都党政军大会。我和乔石同志在电话中商定原定今晨8时实施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因为准备工作跟不上，宣布戒严开始时间推迟到上午10时。
9时30分，我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定，为了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１６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１０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为什么只选择北京市部分地区，而不是整个北京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动乱主要是发生在北京市区，而市属10个县相对比较平静，没有必要实行全市都戒严。二是宪法规定国务院只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权力，在整个省区市实行戒严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央的同志都很焦急，因为新闻界思想混乱，舆论跟不上。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工作小组，有丁关根、王忍之、曾建徽、袁木、何东昌、王维澄等同志参加。我召集他们开了会，要求重点抓好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四大新闻单位，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对动乱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在戒严期间，必要时，中央可派代表进驻人民日报，加强新闻监督。
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2000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动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从19日到至20日，有人在北京街头散发了冒充人民日报号外的传单，说"我们以极为悲痛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的权力已被剥夺"，"军管迫在眉睫"。
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说市委常委会全体同志收看了19日晚中央召开大会的实况转播，一致拥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
20凌晨，江泽民同志发表广告讲话：
昨天晚上，北京绝食请愿的同学已宣布停止绝食。我衷心希望上海的绝食同学迅速停止绝食，接受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同时，我衷心地希望参加游行、静坐的同学有秩序地撤离现场，返回学校。
凌晨2时45分，上海绝食静坐5天的学生已全部撤离广场。
陕西、湖南、河北、河南和福建省委和政府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拥挤李鹏同志的重要讲话。
胡启立同志给中央常委写信，表示造成杨尚昆在19日大会上讲的，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他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对此信，姚依林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
上午10时，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到中南海鲍彤处。陈向鲍彤详细介绍了《关于对时局六点紧急声明》传单的内容，鲍彤说很好。鲍还说，戒严这一招肯定失败，这件事肯定要翻过
来。鲍还说，党内已解决不了问题，要尽快召开人大，罢免李鹏。以后你们不可能再从我这里得到情况了。两人谈话延续一小时之久。
11时许，陈一谘召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层干部开会。会上，陈一谘传达了鲍彤的指示："要保护体革所的人，他们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你们以后不要依靠上边获得消息了"。这就意味着鲍彤不会再给他们消息了。在社会上还有人散发了一份以首都知识界为签名的传单，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弹劾李鹏，以解国忧"。
戒严力发布后，仍有数万人在天安门静坐请愿，"高自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声明：第一，全国人大召开临时大会，罢免总理李鹏，署名国家主席杨尚昆。第二，反对军管，抑制军队进城。
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在通往市中心区的各路口设置障碍物，阻拦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还向他们投掷石块和酒瓶，严重干扰了戒严部队按时到达戒严地点。
5月21日
上午，在尚昆处开会。他已搬到中南海住。商议结果，部队原地整休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入后续部队。
中午，我给邓处打电话，提议三日后召开扩大会方，彻底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处来电话，邓的意思，等大军进入后，再开会，更有把握。
全国已有22个省市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杨尚昆已搬进中南海。我们近在咫尺，便于共商戒严事宜。
10时，我和乔石去尚昆处。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全国已有22个省市党委和政府公开表态，拥护中央决定，拥护5月19日李鹏代表中央的讲话。
以后才知道，今天上午，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阎去见杨尚昆，杨拒绝了赵的建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的重大措施》表示对国务院戒严令坚决贯彻执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表致北京市民的信，解放军奢侈命来京协助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社会秩序，希望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理解和大力支持。
"美国之音"大量散布谣言，称"万里从加拿大来电，说李鹏讲话不合乎宪法"，"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支持学生运动"，"首钢22万工人就要罢工，上街声援学生。"
5月22日
戒严令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首都中心地区，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游行，各省市都表态支持中央。
下午三时，我找依林和乔石来研究，大体上想在一周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立即给省委书记打招呼。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
晚上8时至11时，我、乔、姚和杨听取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意见。他们开始提出：一、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城区；二、由人大常委与学生谈判，条件是承认爱国行动；三、请万里回国。经我们做工作，通报情况后，已说服他们不开常委会，也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戒严令已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北京市城区中心地区。全国各大城市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还伴随着打砸抢暴力行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纷纷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下午3时，我请乔石和依林同志来研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的设想：会议在一周后举行，主要是等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会议才能开成；扩大会议中心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扩大会议结束后，由中央立即向各省市，传达会议精神，促使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保持行动一致。
小平同志对稳定军心很重视，认为这是大局，要求妥善处理好。由于我代表中央讲了话，又以总理名义发布了戒严令，在广场上和游行队伍口号目标集中对准邓小平、李鹏、杨尚昆。
人大常委中有人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学潮"的问题，已得到一些常委的支持。人大常委委员，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起草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由胡的秘书四处打电话，征集常委签名，另一位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和16位委员在"征集函"上签了名。北大教授徐良英对方励之说，"党内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是要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现在要看"人大常委敢不敢按宪法办事了"。
中办报告，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有的说：对学生还是疏通教育的办法好，用强制办法越搞越对立。一个月来香港对我们都是赞赏的，现在改变态度。当然，政府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实际放弃了疏导。从共产党的章程来看，怎样才能撤换总书记，是不是五个常委中有四个人一反对（此处没扫描完整）
有的说：这么大的事，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却没有声音，我很着急。一个戒严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党派讲话不行，现在只有请大学校长都出来讲话了。我建议，以委员长会议名义邀请各大学校长来座谈。第一、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第二、政府秋后不能算账。现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如果政府与人大对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权罢免政府。（有人插话：不能以人大常委会名义邀请大学校长。）
有的说：关键的一条，学生是爱国心动，不是动乱。（有人插话：中央没有说过学生都在搞动乱，那是指少数人。）
有的说：我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做决定。我们呼吁学生停止示威游行，给政府一个时间，也给我们最高权力机关一个时间。
有的说：学生的要求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承认是合法组织。
有的说：双方都撤退，学生回校，军队也撤退。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
有的说：宪法规定，副委员长受委员长的委托，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有人插话：万里出国没有委托谁代理，是万里的责任。）
有的说：不必拘泥这些了，国务院已发布了戒严令，人大应该立即开会。
有的说：是部分戒严，北京还有十个县，并没有戒严。
有的说：现在情况下，人大常委和国务院不一致不一致可不得了。
有的说：今天会议肯定学生是爱国运动能高，明天要公布出去，不是要讲透明度嘛！
有的说：大家一致决定的，才能公布。
有的说：不是讲透不透明的问题，而是要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有的说：按惯例，还是由党内副委员长先向中央通报一下吧！
对此，大家都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有的人要求国务院派负责人出席委员长会议，对总理发布戒严令作出解释。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总理有权对省（市区）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从法律角度上讲不违宪；从组织上看，这是党中央常委的决定，也完全合乎党内决策的程序。社会上已广泛流传"通过人大来限制政府"的议案，"弹劾总理，取消戒严"，显然背后有黑手在指挥。民主党派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程度地支持学生是"爱国运动"的声明。有的人是出自不理解，有的认识观点相合。对部分人大常委的动向，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简单处理。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党对人大的领导作用，对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向他们通报情况，引导他们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放任自流。我征得乔石、姚依林和杨尚昆的同意后，请中办通知人大办公厅，以党中央名义先同人大党组成员和党员副委员长交换意见。
晚上8时至11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六位同志。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回报。
在会上，我们心平气和地向六位同志介绍了发生动乱的过程，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强调只有坚决制止动乱，才能挽救中国的道理。根据当时的记录，我的讲话要点如下：
最近，中央常委多次研究过，所有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人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从4月26日社论的立场后退。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的泛滥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结果。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在5月19号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有在二线的，也有在三线"摇羽毛扇"的，相当老道。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通过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调子与4月26日社论完全不同。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那篇讲话以后学潮更不断升温，达到上街游行的高潮。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谁代表改革开发，是赵紫阳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当然，赵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如果我们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
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在京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党委的决议，实行戒严也是党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赵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是不行的。
杨尚昆同志也讲了话：
学生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成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赵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事态发展得更厉害了，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也有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因此，就决定写了4月26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用电报发给赵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
赵紫阳就有了几篇东西，一是5月3日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都要他加上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特别是赵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以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就与常委的同志，还有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讲，这是最后的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赵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赵紫阳也讲，党内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
晚上8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赵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之后，他给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要中央承认4月26日社论错了。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会谈。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小平同志讲，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
乔石同志也讲了话：
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曾提出希望"下一个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中央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他们认为胜利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的。总之，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我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不进城也不行。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了，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是难以为继的。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部队拖下来没有进城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也不行。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天安门。希望人大、政协都帮助做工作。
听完我们的讲话后，几位副委员长都表示执行党中央决定，认为目前已不宜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宜要求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这六位副委员长态度也不完全一致，陈慕华和王汉斌同志态度明朗。廖汉生同志不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叶飞同志情绪比较激动，彭冲同志看来是同情学生的。
19日，中央常委收到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请万里中止出访，提前回国并于五月提前召开本届第八次常委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
最近许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来信来电，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或代表大会，采取稳妥措施缓和当前的严峻局势。11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都赞成将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为此，今天上午由彭冲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
党组同志考虑到，法律规定临时召开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一致认为提前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问题，已势在必行。
我经过考虑，立即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姚依林批示，"同意不变动。"乔石也在自己名字上圈阅，表示同意李、姚的意见。
今天，万里委员长从加拿大给中央发来电报，他将按原定日程于22日访美，有何信息向美方领导人转达，请国内复示。
在天安门广场谣传政府要动用解放军镇压滞留在广场上的20万学生，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今天下午中央开会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广场上的20万大学生，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关押被捕学生，而且今晚就要开始行动，明晨5时由环卫工人清扫天安门广场。
22日，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出首都生产和生活已相当混乱，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阻拦车辆，扭打军人，非法设立哨卡，对行人搜身。更有一伙社会上的流氓痞子组成的摩托车队，号称"飞虎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指挥部通告针对这些混乱现象提出五点要求。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支持以恢复首都正常秩序。
21日晚7时许，聂荣臻元帅对来访的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等11位同学说，所传中央的决定纯属谣言，军队到北京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定。他要求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返校复课。
21日晚9时，徐向前元帅在住地接见7名学生代表。徐帅说，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
上午，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玮同志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中央对当前局势的意见。我向她详细通报了动乱的经过和中央常委的决定，请她回去向邓大姐报告。当天，邓颖超同志发表了告全市市民书，态度明朗而亲切。她说，这次解放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大力支持。她还在告市民书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社会上流传的种种关于邓大姐、聂帅和徐帅反对戒严的谣言，不攻自破。
今天，戒严部队普遍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首都学生"的教育。戒严部队部分干部和战士被殴打致伤，仍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北京日报刊登11位市民的来信，来信说："现在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交通断绝，不少人上不了班，病人去不了医院"，"孩子没有奶喝，蔬菜运不进来"，"煤气罐运不进来，居民无法做饭"，"垃圾、粪便运不出去，卫生越来越差"。"这样下去，人们怎么生活？"
湖南湘潭市发生打、砸、抢事件，冲击派出所，焚烧市政府牌子，阻塞公共交通，打伤公安干警。部分大学生与公安干警一道，奋力保卫市府大门，使歹徒未能冲进市府大院。
上海6000余学生于今晨4时占领了苏州河5个桥头，市区南北5条主要干道被堵塞。武汉2万名大学生游行到武钢门前，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煽动工人罢工。
5月23日
上午，杨主席和薄一波同志来我办公室，谈到许多老同志都不了解情况，有必要通气，一些人的立场有可能转过来。
下午，邓小平同意向高级干部通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乔石同志参加副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个也没有答应。他们强烈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中顾委许多老同志对当前局势十分关心，忧心忡忡，但苦于不了解政治局常委决定情况。看来，中央有必要向中顾委通气。我相信这些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只要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绝大多数老同志是会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个别对这件事处理上有意见的人，也可能转变过来。经我同薄一波同志商量，决定中顾委召开一次会议，有我代表中央向老同志就当前的局势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做一通报。
上午，我先后约吴学谦副总理和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同志来，向他们通报中央常委的决定。要求外交系统和人民日报社要贯彻常委的决定。
小平同志同意就当前形势和中央决定问题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领导同志作通报，并要尚昆同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湘军队领导干部作通报。然后我与宋平同志一起商量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通报的问题，共同拟定了由我、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分别向各省市、个老同志谈话的分工名单。
乔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参加签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很激动，认为他们踢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他们对居室捉摸不定，心中打鼓，怕出大问题。他们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同志就动乱发生经过以及中央常委的决定，耐心而细致地做了解释，指出戒严的必要性。大部分副委员长表示接受，少数副委员长思想仍然不通。
晚8时半，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几天的形势，会议决定向各省市领导通气，并确定了个常委的分工。
晚10时，我找丁关根、王维澄、袁木、曾建微等同志来，向大家通报了今天常委会的决定，并请他们起草我想中顾委通报的讲话稿。
今天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科院召集会议，宣布成立"首都各界爱国委维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维宪会"由王军涛、王丹主持。推选柴玲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会议决定，坚决不撤离广场，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5月24日
今天，我分别与江泽民、叶选平、李瑞环、杨析宗，程维高同志电话，通报情况。对中央决定除河南的同志犹豫多一点外，其他同志的态度都很坚决。
晚上常委碰头，对在幕后指挥的那一批人，经过讨论，还是不宜马上下手，目前重要的是掌握证据。
今天开始，由我和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同志分别和各省市领导同志谈话，通报动乱发生的经过和中央的决定，并征询他们对中央决定的意见。我分别和上海的江泽民同志、广东的叶选平同志、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河南的杨析宗、程维高同志谈话。江泽民同志态度十分坚定，拥护中央决定，认为中央决定也是对上海的支持。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表现出对赵紫阳有些同情，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其他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次谈话共50余人次，使各省市、区负责同志心里有了底，表示回去要坚决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多做工作。同日，尚昆同志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各军兵种、大军区负责人70余人参加。另外姚依林同志还分批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谈了话。他们会去向党组传达，共有29人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反馈了意见和表明了态度。
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大家认为，对在幕后指挥动乱的那一些坏人，目前还不宜马上下手采取行动，重要的是掌握确凿证据。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在讲话中称："全世界都在关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自由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着具有想象力的全世界男女"，"美国将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
5月25日
上午，开宣传小组碰头会，确定近期的宣传方针。主要是宣传解放军形象，最近社会上谣言甚多。我利用会见三位新驻华大使的机会，出一下场，讲一篇话。
下午，与许家屯谈话。他谈得只是在福建搞开发区。
晚上，开常委会，决定把通气会上的讲话传达到县团级，并发书面材料。原则上确定在5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号召开中央委员会议。
上午，我主持常委碰头会，研究解放军进城受阻的问题。确定近期要大力宣传解放军形象，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使解放军能够顺利进城。
最近港台以及国内社会上谣言纷纷，说"邓小平已死"，"李鹏被他的警卫员开枪击伤"。国家领导人从5月19日大会以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出来过。因此，我今天利用会见尼日利亚、墨西哥、缅甸三位新任驻华大使的机会，针对赵紫阳下台是否意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要倒退的讨论，讲了一篇话。我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两年前，自由化分子苏晓康编导了一部名叫《河殇》的电视政论片。在这部电视片里大肆吹捧赵紫阳，说只有赵在1987年担任了总书记以后，才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赵紫阳似乎是改革开放的旗手，要树立赵紫阳的"新"权威，中国才有希望。我今天对三位大使的这个说明，对国内外都是必要的。针对宣布戒严是否合法的议论，我说，中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款的规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曾经决定在全国实行过军事管制措施。针对戒严是否就是军事管制的问题，我说，戒严不同于军事管制。"军管"实在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时，由军事当局来接管政府全部或部分职能的一种措施。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中国政府是稳定的，有能力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下午，香港新华社分社许家屯来看我，我虽然很忙，当仍然抽空与他谈了话。他没有针对当前动乱局势谈什么意见，而提出想在福建搞新的经济开发区，有点不识时务，言不及意。我看着未公开颂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许社长，是来摸中央底的。
晚上，我主持召开常委碰头会。会议决定把向各省市、部委领导通气讲话内容发下去，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碰头会原则上确定在6月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号左右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对赵紫阳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决定。
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告北京市民书》，提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来北京市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给予协助和支持。这几天戒严部队利用进城受阻的机会，开始内部整顿工作。有些部队来的匆忙，缺乏思想动员，需要对官兵传达和宣传中央的决定，是每个战士对自己执行戒严的光荣而坚决的任务有充分的理解。
上午，彭真邀请党内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廖汉生、耿飚、陈慕华、王汉斌，商讨对学潮和动乱的看法。彭真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这次游行示威就是动乱。全国人大是代表11亿人民的，不能服从搞游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与会同志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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